新中国成立前，三联书店出版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中国革命的红色读物，占同时期全国红色出版物的一半以上，形成了鲜明的红色特质，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三联书店红色出版史的回溯爬梳，提炼其红色出版特质、实现路径和成就影响，以期在新时代出版工作实践中更好地赓续传承红色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为《复兴文库》所作《序言》中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以史为鉴、察往知来。[1]
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出版史也是百年党史的重要构成。做好新时代出版工作要从党的出版史中汲取智慧力量，牢记初心使命，践行宗旨意识，提升对出版工作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和创新水平。2022年恰逢三联书店成立90周年，具有鲜明红色特质的三联书店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发布于194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之下，该书店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及香港的读者，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各个时期的主张，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很宝贵的工作。”[2]本文在对新中国成立前三联书店红色出版历史的回溯基础上，总结提炼三联书店的红色出版特质及其形成过程中的价值逻辑、实现路径与成就影响等，以期为新时代做好红色出版提供启示。
01 三联书店的创立及新中国成立前发展概况
三联书店的前身是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更名为读书出版社，以下简称“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新知书店成立于1935年，读书出版社成立于1936年。
诞生于抗日救亡之际，以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李公朴、黄洛峰、艾思奇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创办的三家书店，秉持传播真理、启蒙大众、引导进步、支持革命的信念追求，先后创办进步刊物《生活》《新生》《抗战》《文艺阵地》《读书生活》《中国农村》等30多种，声援、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反映世界反法西斯运动。同时投入更大力量出版了一大批以《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典原著，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读物，以《论持久战》为代表的关于党的抗战决策及其他进步读物，影响深远，引导了广大进步大众，有力地支持了中国革命进步事业。
邹韬奋
1937年年底，邹韬奋领导下的生活书店“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后来的南方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韬奋遇到重大问题即去与周恩来商量，争取党的领导”。[3]三家书店其他负责人和凯丰、徐冰、何伟等同志取得联系，自此三家书店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4]在周恩来领导下，三家书店在抗日根据地开设书店，在国统区辅助地下斗争，开展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在前线以建立扩大发行网络辅助军事斗争。面对残酷阻挠打压，三家书店根据周恩来“务必要区分出一、二、三条战线”的指示，隐蔽保存了红色出版精锐力量。[5]
1945年，中共南方局指示在重庆的三家书店到广大收复区开店，建立党的出版发行阵地，三家书店迅速赶赴上海及其他新收复的大城市开店。根据党的指示，三家书店在上海的工作仍宜各自分散作战以占领门市阵地，上海成为三家书店在抗战之后恢复党的出版发行事业的重要根据地。随后，为联合集中力量，三家书店的重庆分店合并，组成三联重庆分店。上海期间的团结合作和三联重庆分店的成立，为三家书店最后在香港实现“全面地彻底地合并”打下了坚实基础。[6]
三家书店分别经过10多年独立经营，在艰苦险恶的对敌斗争中砥砺同心，建立了团结协作、共同斗争的良好基础。1948年，三家书店领导人为迎接全国的胜利，开展新解放区的出版工作，在香港中共文委领导下决定全面彻底地合并，合并工作筹备委员会由香港中共文委的负责人胡绳、邵荃麟和三家书店的负责人徐伯昕、黄洛峰、沈静芷组成。[7]同年6月周恩来指示：“即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资本亦尽可能转来。”[8]三家书店加速合并进程，遵照党的指示于 1948年10月全面合并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在香港正式成立。1949 年年初，三联书店同仁分批奔赴解放区，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由香港迁到北京。
02 新中国成立前三联书店红色出版概况
关于红色出版物的概念，学者黄蓉蓉、张养志从百年党史视角将之定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践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现实中出版的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基本遵循，以红色文化为主要出版内容，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宣传马列主义、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蕴含爱国主义及革命精神的具有政治功能、形式多样的各类出版物。”[9]结合上述定义与新中国成立前三联书店的出版实际，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著作、介绍外国进步事业作品及中国作家原创文艺作品等四类出版物入手简要介绍这一时期三联书店的红色出版情况。
（一）三联书店红色出版的基本情况
据统计，建国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400余种，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就出了200种，其余为解放区的出版社所出。[10]这就意味着三联书店的红色出版物占据了建国前红色出版的半壁江山。另据《三联书店图书总目》统计，剔除同一著作因版次和印次造成的重复，红色出版物有348种。[11]考虑《三联书店图书总目》还存在遗漏的问题，三联书店红色出版物的实际数量应该还有更多。由此可见，三联书店具有鲜明的红色基因，是新中国成立前红色出版的代表性机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生活书店在全面抗战前出版了“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反杜林论》《价值、价格与利润》等；1937年出版了《列宁选集》；次年，在上海被迫转入地下的生活书店出版并向全国发行《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陆续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马恩论中国》等18种马列原著。
读书出版社在战火纷飞条件下秘密出版发行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200万字巨著《资本论》，这是《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重印多次，发行3万多册；在重庆时期出版了《马恩文选》《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并在成都、贵阳、昆明、桂林等分社广泛发行；1946年出版了《论文艺问题》《剩余价值学说史》《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
新知书店则先后出版了《帝国主义论》《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反对派》《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共产党宣言》《斯大林言论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2.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三家书店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出版了大量堪称经典的作品。其中，以《社会学大纲》《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辩证法唯物论入门》《经济学》《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社会发展史纲》《中国史纲》《历史哲学教程》等销行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大多数至今依然是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参考书。“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但文字都明白如话，深入浅出，循序渐进，使青年人能够读懂，就像听长者同你敞开胸扉谈心”。[12]
3.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著作
生活书店在抗战伊始就出版了朱德的《抗日游击战争》、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等。《论持久战》由新知书店在重庆出版，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三家书店出版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著作包括：《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关于团结救国问题》（毛泽东）；《怎样进行持久抗战》（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抗战言论集》（吴玉章）；《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凯丰）；《中国革命史》（张闻天）；《游击队政治工作概论》（彭雪枫）等。
4.介绍外国进步事业作品及中国作家原创文艺作品
三家书店出版视野开阔，关注世界各地进步事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生活书店出版过英国人韦勃的《苏联印象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读书出版社出版了《欧洲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东京的统治者》《日本民权运动史》《南洋各国论》《伟大的苏联》《今日之美国》《新南斯拉夫》等。与此同时，三家书店重视中国作家的原创文艺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屈原》、茅盾的《残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贺敬之的《白毛女》、萧红《生死场》等，多数已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同时，三家书店出版了大量反映革命历程的纪实文学，如《西行漫记》《毛泽东印象》《延安归来》《陕行纪实》《五月的延安》等。值得一提的是，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出版发行了几万册，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二）三联书店红色出版的特质
1.红色出版物数量规模突出
如前文所述，三联书店的红色特质十分为突出。据《三联书店图书总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三联书店红色出版物有348种，同时期三联书店共出书2157种，红色出版物占比为16.1%。[13]另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有530余种之多，[14]而三联书店的马列原著译作约有86种，也就是530余种的16.2%[15]。另据《延安时期图书简目（1937—1948）》，延安出版图书为331种，另有补遗31种，其中红色读物经统计大约271种。[16]三联书店红色出版物在数量上超过了延安。
在国民党残酷的书刊检查制度之下，国统区出版机构的红色出版物达到如此高比例，可见，三联书店的红色出版特质。值得一提的是，延安书目与前述三联书目有不少书目重复，因二者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文化政策作斗争，交流合作密切进而有机联系在一起。例如，全面抗战开始后生活书店西安分店成立，期间经理张锡荣将任明德从延安带来的《国家与革命》（时名为《列宁选集·第十二卷》）寄往武汉总店出版发行，将延安解放社工作的朋友徐励生托人带来的毛泽东新著《论持久战》“按原样重排翻印数千册，分发全国各地生活书店”。[17]
2.管理层进步政治倾向鲜明
三家书店管理层的人民立场和进步倾向是高度一致的，共产党人对三家书店的创立和发展起到重要而决定性的作用。用周扬的话说，“这几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18]毛泽东曾说：“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19]韬奋逝世，党中央接受韬奋遗嘱追认入党，“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20]。生活书店“总设计师”胡愈之系中共秘密党员，[21]总编辑张仲实系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总经理徐伯昕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但因斗争需要，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公开党员身份。钱亦石、金仲华、钱俊瑞、柳堤、艾寒松、张友渔、胡绳等共产党人都在生活书店工作过。[22]读书出版社创始人李公仆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总经理黄洛峰于1927年入党，[23]管理层共产党员还有柳湜、艾思奇、郑易里、万国钧等。三家书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抗美援朝等对敌斗争时期，有邹韬奋、杜重远、李公仆、朱枫等35人光荣牺牲，其中共产党员11人。[24]
03 三联书店红色出版在当时的作用与影响
三联书店红色出版的有效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进程
一方面团结广大进步的作者译者，另一方面向全国各地开展工作，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论著、通俗读物得以快速、全面、深入地传播，进而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进程。比如三家书店都出版过艾思奇的10多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著作，其中最为熟知的《大众哲学》自1936年1月首次出版到1948年12月间印行32次，发行百万册之多，鼓舞和教育广大青年读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向正确的道路，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生动范本。[25]
（二）卓有成效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全面抗战爆发，三家书店卓有成效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动员了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人积极参与抗战。生活书店“以努力促进团结抗战，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为目标，明确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26]抗战时期出版了8种刊物，以《全民抗战》最具影响，创刊不久每期销量达30万份，成为当时国统区影响范围最广，深受民众欢迎的刊物，为面向国统区人民呼吁建立全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历史贡献。[27]又如新知书店根据周恩来指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从经济上接济大批集中在重庆的文化界朋友，团结倾向进步或处于中间状态的党外出版发行同业，共同抵制并孤立反动的由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出版发行机构。”[28]
（三）启迪引导广大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三家书店团结鼓励的广大进步青年用“不计其数”形容毫不为过。许德珩先生说：“我们老一代的同志，在青年和中年时代差不多都读过这三家书店的出版物……这三家书店的工作，看起来是文化出版事业，实际上做着出色的政治思想工作。”[29]三家书店对广大进步青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家书店的出版物切实解决了当时人们思想层面的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金冲及先生回忆在国统区读大学时期情形时说：“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哪里这个问题成为许许多多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无法摆脱的苦恼正在努力寻求答案。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出版的图书正是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统治区许多读者的这种迫切需要。”[30]三家书店的出版物对进步青年的影响，更体现在直接促成了青年参与到革命实践之中。邓力群坦言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三家书店起了很大的作用。“年轻的时候，从三家书店出版的书刊里看到我们思想界的先驱、革命的前辈的文章和著作，给予我们这些当时还在摸索道路的青年人很大的启发。”[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