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位资深学者展望2022年中国与世界

郝立新：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中国与世界

郝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书院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举世瞩目，同时也面临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文明不是孤立的、抽象的。文明的产生、存在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定形态或表现形式。一定地域或民族的文明发展总是受一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世界历史发展等因素所制约和影响。中华文明行至今日，在世界文明多样性中日益显示出独特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近百年来，中国发展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跨越，一是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卡夫丁峡谷”，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二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用四十多年的时间在经济发展目标上达到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用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取得的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独特的、新颖的特征。这是迄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历史最悠久而又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延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中叶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之上推进的文明，是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继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建设的文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发展的文明。这种文明形态在社会基本制度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文明，在发展理念上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发展模式上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这种文明形态是中国人民创造性实践的结果，也是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发展成果的产物。它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发展中国家的文明进步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国发展进程与世界发展的总体进程息息相关。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中，需要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特征，分析新问题，应对新挑战，把握新机遇。

首先，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世界历史思想，分析当代世界文明进程的特征和矛盾，认清人类文明走向。在世界大变局下，世界的两极分化在加重；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等新特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的正义事业，它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在推进中华文明发展的同时也推进了世界文明，造福于全人类。人类文明进步是世界不可抗拒的大趋势，这是由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追求和共同努力决定的。

其次，要清醒认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人类困境，预测后疫情时代世界发展变局，提出应对危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肆虐已久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前所未有的公共危机。各个国家和民族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这场考验既检验着人类对自然和疾病的抗争能力，也检验着各国政府和公民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和态度，同时也呈现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因素，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进程，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影响和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许多认知。此时此刻，更加需要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需要世界人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摆脱危机。

再次，要在挑战中看到机遇，在危机中看到希望，在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和人类的文明进步。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现实。中国人民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来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有能力转危为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汇聚成了中国人的文明自信，这是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坚守中华民族自尊和独立、弘扬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对外开放，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实现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江怡：以未来者的眼光审视这个时代

江怡，山西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北京市哲学会名誉会长。主要代表作：《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思想的镜像》、《分析哲学教程》、《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主编）等。

2021年底，国内哲学界讨论的最为热烈的一个话题是“元宇宙”，这或许会让人们感到意外。一个原本是二十多年前的科幻小说家缔造的“新词”，却在中国的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无论学者们对这个词赋予了何种解释，在我看来，这个词所带来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超越”或“元”的含义，而是对人类未来的大胆设想，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可能前景！这是一种未来者的眼光，也是一种哲学的眼光！在2022年新年到来之际，我愿意以这种未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这个特殊的时代！

在这里，“未来者的眼光”不是现代技术产品带来的科学视角，而是以未来人类的设定为前提的哲学视角，也就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未来前景可能带来的整体视角。纵观21世纪的哲学发展，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思想的分化和学术的分野，不同哲学领域的细致深入为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根据，科学技术进步更为哲学的认知活动提供了经验基础，但这些似乎都远离了我们通常的哲学概念。从当前的哲学研究中，我们无法感受到哲学体现为人类共同的思想智慧，无论是在对待具体生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中，还是在处理有关经济、政治以及全球变化的人类共同问题时，我们似乎都看不到哲学家的身影，感受不到哲学的魅力所在。回首刚刚过去的2021年，全球新冠疫情变幻莫测，而科学技术的进步似乎又让我们遗忘了自我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更需要哲学的整体视野，更需要哲学的未来眼光，因为整体观可以为我们确立自己在经验世界中的位置，不至于在纷繁变化的世界中失去自身的价值；而未来的眼光则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当下时代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让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冷静。这些都是哲学思维的本性所致，也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对哲学提出的根本要求。

面对时代格局的大变化，哲学家们需要以未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特殊时代的变化。首先，对人类未来的研究将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研究不仅是从当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出发，而且是以未来者的视野反思当下科技革命为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及其限度，尤其是要重新确立人类在宇宙中的存在形象。“异次元”、“黑客帝国”、“元宇宙”等也不再是某些科学幻想中的时髦术语，而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生活现实。其次，从人类整体出发去思考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将成为哲学家们必须追问的重要话题，意义和价值问题将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这里的意义不仅是语言的、逻辑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更是存在论上的或形而上学上的，是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这里的价值也不是对人类而言的，而是在人类与世界（宇宙）的关系上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再次，伦理和道德将成为哲学家们特别关注的研究热点，社会关系的重建将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如何建构一种社会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在新的一年中，哲学家们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考察社会实践的运行方式上，哲学研究将出现一次真正的“实践的转向”。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2022年已经到来！让我们以未来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特殊的时代，用哲学思考和实践智慧迈向人类新的未来！

张福贵：世界呼唤理性与宽容

张福贵，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中文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教育部新文科工作组成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

当下世界变化万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疫情时代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这些冲击体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和加剧的诸多问题将进一步显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突也将更深层次地体现在学术界和学者身上。世界上相关国家学者可能会从学理和伦理的角度，对这些冲击进一步进行系统化、标签化的阐释概括，从而创造出新的流行热词，这些热词的流行反过来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影响世界发展大势。

作为当代中国学人，首先要从国家和民族大义出发，为国分忧为民解难，服从国家发展需要，用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专业知识去积极发现和应对问题，并本着真实真诚的良好心愿研究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建议和方法。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并不容易，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之外，需要具备伦理的正义与学理的严谨，需要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增强职业意识。当下学者应积极关注现实，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通过专业视角对问题进行认真的考察、研判、论证和建议，进而让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对于问题的妥善解决产生积极作用。说到底，我们的研究就是一要可靠，二要有效。那种跟踪式、重复性研究不是我们研究的全部内容，而创造性特别是原创性、超越性研究才是最紧迫的需要。

在后疫情时代，我们面临的首要课题是如何系统性地应对国内外问题，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做出理性的选择，这需要正视问题、思考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跨专业研究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将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任务。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明年的发展可能是一个关键性时刻。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美国披着“民主”外衣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无疑会给世界和平和稳定造成极大危害。要万分警惕任何一种消极行为可能产生的叠加效应。如果环环相扣，因果循环，最终伤害和毁灭的是人类自己。面对复杂局面和诸多问题，我认为最佳的选择方案并能获得最大认同的就是广泛的理性与普遍的宽容，而这一方案的价值基础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是一种整体世界观和人类观，是解决世界问题最有效的思想理念与实践方案。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全人类都需要有政治理性、社会理性与学术理性，而这种理性应该是普遍的而非个别的，属于一种公共理性。与此同时，公共理性之中不能缺少普遍的宽容。宽容的本质源于对当下多极化世界的多种体制、多元价值观的认同。和谐宽容甚至是一种生物特征，人与人之间不是天生的敌人，矛盾和冲突都是后天形成的。作为一种理性和文明的生命体，国际矛盾的缓和不只是现实政治博弈的妥协，而更应该是价值观的宽容。新的一年，要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韩喜平：为构建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而努力

韩喜平，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

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历史性成就激励人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催人奋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为构建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而努力奋斗。现代化强国需要强起来的物质、强起来的政治，也同样需要强起来的文化、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要胸怀“两个大局”，并以此为基本出发点谋划工作、制定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这是客观形势下的必然要求。“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强起来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条件已经成熟。我们要总结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成功经验和内在的逻辑，深刻理解新发展阶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上的重要意义，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破解世界发展面临一系列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要深化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要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学理化阐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以马克思主义领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立场、观点、方法专业性地回答实践问题，并与时俱进地推进各学科的发展；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创新；要按照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以平等的状态与西方思想对话、交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碰撞和讨论，“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用中国的理论总结中国的实践，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让世界知道中国学术、中国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立足中国国情，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中国实践，总结中国及世界的发展经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探索发展真谛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核心目标。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2022年，我们要胸怀“两个大局”，不仅要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也要以中国的发展为根据来看待世界，以马克思主义的智慧破解世界问题，为构建强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而努力，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的思想，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万俊人：伦理学的挑战与从容

万俊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专业领域为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著有《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等20余种，译有《政治自由主义》等20余种。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22年的新春钟声即将敲响，如同所有准备辞旧迎新的人们一样，中国伦理学人又要开始新一轮春秋笔画了。回首即将过去的一年，伦理学在中国或在世界虽不乏善功，却多有未逮。她的话语似乎很少也很难进入——更遑论融入——诸如“元宇宙”、网络信息、基因编辑、AI智能人……的科技伦理讨论和诸如生态伦理、人口伦理等前沿应用伦理学的主流话语；而在国家“精准扶贫”、“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国际阿富汗“停战”、“撤军”、中美紧张冲突、世界“人权”争论等重大时代性探究与对话中，她的理论和论理方式也似乎没有显示应有——更难言足够——的思想力量。

承认伦理学现实窘迫并不尴尬，更何况，这种窘迫也不仅仅属于伦理学或者是某一个人。面对当前“紧急事件”频发甚至危机四伏的时代和世界，几乎包括学人在内的人们很难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更多的是窘迫与惊慌失措。窘迫缘于自身的内在能力难以应付外部的挑战，而从容则来自基于坚定自信的心态。从容不迫是我们这个时代较为稀罕的精神心理资源。因为稀有，所以贵珍。着眼2022年或者更长远地说，我们面对的时代性伦理学课题不仅不会减少或挑战难度降低，而且还会不断加剧繁衍，更为复杂尖锐，需要我们以更强的心力去正视、思考并探索解答之方和解决之道。答案未必是终极真理，也不存在任何终极真理和终极答案，可解释和解决新问题的论理方法、理论路径和可行方案都是开放的。

造成我们窘迫的原因有许多，最重要的两点是：其一，我们的伦理学如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源自我们对人类道德生活世界之常态的一般思考和推理，面对非常态或紧急状态，难免惊慌失措，不堪应付实际突发的紧急需求或特殊吁求；其二，在一个开放的、在相当深刻而广泛的程度上已然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和时代，任何关于中国的伦理学思考，都必须在“中国与世界”——或者说“中国暨世界”——的语境中展开，否则，便难免失之于片面，缺乏普遍有效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可信性。

基于上述考量，敝以为，对于中国伦理学人及其未来研究来说，最为紧要的是抓住以下关键：（1）科学认识并准确诊断我们这个时代和世界的伦理实在面貌、道德文化症候、以及它们的变速节律，以期真正把握作为时代精神与精神气质的新时代之道德伦理问题，这是直面当代道德挑战并解决道德紧要问题的前提条件。（2）跨出单一既定的伦理学知识体系或理论框架，借援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特别是它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实现内在的而非形式的跨学科联合，以改进伦理学自身，包括更新和改进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充实伦理学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甚至还包括改善传统的伦理学工作方式，非如此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新挑战。比如，拓展和改进我们的应用伦理学研究，特别是科技伦理的专业化研究。（3）在前两个基础上，大胆尝试伦理学的理论创新，甚至是理论范式和学术范式的创新，唯其如此，我们的伦理学才能从容应对新时代的各种常态与非常态下的道德伦理挑战，并在此过程中改进和完善伦理学自身的理论装备与技术条件。这是当代中国伦理学有可能真正展现其文明与文化特色，并立足于当代暨未来诸民族文明与文化之林的充要条件。

因此，面对未来，中国伦理学首先应该是具有作为时代精神气质（即古希腊哲学伦理学所谓“ethos”原始本义上的时代之“精神气质”）的文化价值与道义理想的表征，不仅能够充分有效地料理我们和我们生活世界的各种常态道德伦理问题，而且还足以应对各种非常态的道德紧急事件和例外伦理挑战。譬如说，面对突如其来的诸如“非典”、“新冠”、“逆全球化”甚或“反全球化”浪潮，中国伦理学能够发出清晰响亮的声音，提出具有自身“知识版权”和“理论原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方案，并能够展现足够充分的开放性和公度性。其次，走向未来的中国伦理学还应该是不断自我改进型的，这种改进不单体现为自身的理论与实践之有机结合，更表现为与友邻人文社会科学和前沿科学技术之间的交叉和相互攀援。易言之，她必定且应该是代表新时代的新理论、新道德和新希望。最后，面向未来的中国伦理学不仅属于中国，还应属于世界，她必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也要学会服务于人类道德事务，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文化纽带和基本价值导向，表达未来世界和人类的理想、信念、价值、希望。若此论不虚，则自然导出一个重要结论：对时代价值精神与道义理想的理解把握能力、对多学科交叉和现代新科技的知识学习与运用能力，以及对一切新课题、新技术的回应能力，将成为未来伦理学是否可能且有多大可能的关键所在。因之，除了必要的理论创新勇气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之外，学习与创新很可能是中国伦理学人必须承诺的两个最为紧迫的学术志业。

张海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强大生命力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主要著作有《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张海鹏集》、《张海鹏自选集》、《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张海鹏论近代中国历史》《张海鹏文集（全7卷）》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的总体概念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认为，人类告别了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后，进入奴隶社会，开始进入人类的文明社会。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奴隶社会文明即奴隶社会形态、封建社会文明即封建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当今世界上，有关奴隶社会形态的知识只能从书本上寻找了，有关封建社会形态，也不多见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什么样？我们通过现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发达的，有次发达的，也有不太发达的。各国的情况差别虽然很大，但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生产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以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为基本手段则大致是相同的。

从2019年新冠病毒被发现并传播，到现在约两年了。我们能够从西方各国和中国防疫抗疫的表现看到对比。当西方各国正岌岌于防范无策之际，中国防疫抗疫得当，人心安定，社会生活稳定，经济生活基本正常，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会比2020年上升8%，达到110万亿人民币。与西方各国的情况对比极为鲜明，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来强大的生命力。从长时段历史来看，从大历史观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经表现出来。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实现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只有始终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不断向前进。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新的一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总体要求，努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开拓创新！

瞿林东：展望2022年中国史学的发展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部召集人之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主要著作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史学史教程》《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史学》《我的史学人生》《中国古代史学十讲》《彰往察来：探寻历史中的智慧》《瞿林东文集》（十卷本）等。

展望2022年中国史学的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望取得新的进展。

一是加强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的研究。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论断，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生态文明与社会建设等，这些都跟马克思主义史学关系极为密切，需要结合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和中国史学作出进一步的阐述，以丰富和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攀登至更高的境界。

二是民族史和民族史学研究。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科学论断和重大国是，关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必将有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提出，要把中国史学史写成多民族的史学史。近40年来，史学史研究者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在一些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增加了对民族史学的论述。2018年和2020年，先后出版了《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两部专著，展示出中华民族史学的特色和风采，也为中国史学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三是对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的重大问题作出理论性的总结和分析研究。“三大体系”建设的要求之一是继承性和民族性。中国古代史学的丰富遗产，是实现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宝藏。在这方面，史学界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梳理重大问题和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近来，中国学者注意到西方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关注，这一史学现象在2022年的发展趋势，仍是中国史学应当研究的重要问题，并在中西比较中进一步提升自我，彰显中国学者的话语权。

赵敦华：德国哲学的中国经验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讲席教授，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兼宗教学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哲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现代西方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哲学一千五百年》、《西方哲学简史》、《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等。

最近对德国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番研究。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1930年代开始遂以德国哲学为主流。究其原因有四：第一，从国际大环境看，1870—1945年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黄金期，英法等西方列国纷纷跟随德国哲学家；第二，20世纪30年代，五四时期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在国外学习的是当时西方哲学主流即德国哲学，回国后在国内大学哲学系教席上传授、翻译和出版德国哲学著作；第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呼声高涨，中国人在德国哲学中“拿来”了适合自己国情的思想资源，贺麟在抗战期间写了《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的书，其中说：“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都是强敌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时代……黑格尔的学说对于解决时代的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第四，也许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对中共文化战线的围剿被打破，马克思主义著作流行，苏联研究辩证法著作被视为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经过“辩证法问题”的大讨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唯物辩证法是研究哲学、历史和社会的正确的科学方法。在此共识的基础上，1949年之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哲学家思想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哲学的热门话题。改革开放以来，尼采、海德格尔、现象学风靡一时，黑格尔主义依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更新，康德主义也因其启蒙精神而复兴。直至现在，德国哲学仍是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龙头”。

2020年，我做了一个题为“中国人为何热衷于德国哲学”的讲座，对德国哲学对中国哲学界深远影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中国人对待西方哲学，不是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引进，德国哲学在不同时期分别适应了抗日救亡、宣传马克思主义、启蒙开放的时代精神，因此，成为中国人“拿来主义”的首选。而且，“拿来”不是“照搬”或全盘复制，而是根据自己需要的改造和吸收消化，才能成为滋养自身的思想资源。这里说一个故事，2004年是康德逝世两百周年， 全世界都进行纪念活动，北大哲学系也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 邀请了一些德国哲学家跟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快到结束时， 有一位德国同行有一点困惑地问我：“你们中国人讲的康德和我们讲的康德，怎么有一点不一样呢？”我回答说，不一样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读康德著作的时候，是选择适合中国人需要的角度来理解康德，想知道康德对理解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这是一个独特的角度。另外，会议论文虽然是用英文或德文发表，但这些论文的大部分一开始是用中文写作的，再把中文翻译为英文或德文。用中文写作的论文，即使被翻译为外文，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汉语思维的特点，与完全用英文或者德文来思考或者写作的论文当然有思维和表达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意味有高下之分，并不是说德国人对康德的理解和解释有优先权；中国人理解的特有角度，中文特有的表达和思维方式就一定是不地道的，只有用德文来理解和表达德国哲学家的著作才是地道的，我想不能这样说。实际上，这位德国同行也承认，他从中国的同行身上学到很多原来被他们忽视的东西。

中国人为何“热衷”德国哲学，这一提问方式隐含价值判断，“热衷”有“偏爱”甚至或“盲从”的意思。德国哲学体大精深，大哲学家都有自己的体系，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逻辑，接受了这个逻辑，体系内的一切经验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一切原理都可以得到证明，对学习者有极大吸引力。如果把德国哲学的某一逻辑当作思维定势，必然沉溺在特定体系中不能自拔，不能适应经验世界的变化，特别难以处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最近几十年来，德国哲学失去了曾经引领西方哲学的创造力，或固守在与自然科学对立的精神科学的几个据点，或对经典考证不断更新。对德国哲学的任何体系，我们不能做整体性的肯定，而要打散重组，重新编码，把各种“先验逻辑”的片段整合为符合实践和现实的解释模式。这样说有点抽象，下面举个例子。

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说法在中国很有市场，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都在消费这一概念，而无批判性反思。今年11月27日在“中国第二届康德大会”上，我做了“平庸之恶还是根本恶”发言，用艾希曼案件的证据说明，纳粹大屠杀的罪犯艾希曼并不像阿伦特所说是平庸的常人，而完全符合康德对“根本恶”的定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的辩护也不像阿伦特所说是“丧失了表达能力”的“无思想”，而完全符合黑格尔对“伪善”各种表现的描述。当然，阿伦特也不全错，她提出了“后奥斯维辛时代”如何反抗恶的正确问题，但得出了错误答案。相比而言，康德和黑格尔更深刻地揭示了恶的现象和本质，但没有解决“人性决定制度、制度决定人性”的悖论。马克思的名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现在应继续探索，找到如何防范和制止邪恶的切实可行途径。

李林：加快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

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原所长、法学系原主任。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2022年将是非常值得期待和向往的一年。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角度看，“加快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将是2022年我国法治发展的关键词。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这对未来加快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

深入学习贯彻研究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法治思想既是重大战略思想，又是重大工作部署；既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和原创性、创新性等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将取得新发展，实现新突破。

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迈上新台阶。《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从顶层设计上规划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施工图、路线图。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深入贯彻落实这“一规划、两纲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建设将全面推进，不断取得新成效。

法治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幸福展现新面貌。围绕推进“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作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提供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2022年12月4日，将迎来现行宪法颁布施行四十周年。我们将深刻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深刻总结我国宪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刻总结党领导人民推进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成就新经验，对未来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切实维护宪法权威，全面加强宪法监督，努力把保障宪法实施监督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奋力开创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的新局面。

吕炜：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研究

吕炜，东北财经大学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在以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先行者”所构建出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谋求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惨痛的教训，或者为了这个现代化进程而形成对西方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的依赖，从而失去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或者保有独立自主而难以融入这个现代化进程，从而仍难分享现代化进程的红利。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实现了现代化发展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上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方案和智慧。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核心命题和基本要求，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保障发展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尤其是在百年变局持续深入演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破坏性作用仍然存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复苏影响可能持续的背景下，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新的一年里至关重要。

在强化国家能力和制度建设中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规律来看，政治的现代化是整体现代化的动力和保障。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既要不断解决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分化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整合等诸多内部问题，也必然面临着在竞争性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中谋求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这种内外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甚至相互加剧的关系和问题，实质上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能力和制度建设构成了现实挑战和要求。我国国家能力和制度效能的显著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既是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口数量巨大、持续历史更长、具有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在大规模经济变革、深层次社会结构和利益调整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政经形势对国家能力和制度建设的挑战可能更加突出的环境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障中央政府权威的政治原则和制度优势，只能加强不容削弱。

在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如果不能实现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向往的根本保障，不能让人民群众从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所有的现代化都只能沦为空谈，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都会走入歧途。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理念，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安排。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实现共同富裕的总量和结构，目标和过程，效率和公平，市场、政府和社会等重大关系，让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王巍：谱写中国考古学更加绚丽的画卷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2021年10月，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给大会发来贺信，对百年来中国考古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今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做出明确要求。全国考古学界精神振奋，欢欣鼓舞，中国考古学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考古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更加强烈，探索未知、追溯本源，努力研究阐释和宣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些长期制约中国考古发展的瓶颈问题，如人员编制等正在得到大力度解决。中国考古学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已在20多个国家实施联合考古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可以说，中国考古学正在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我应《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等报刊之约，撰写了几篇从不同角度回顾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和取得成就的文章。与全国270多位学者一道，共同撰写出版了917万字的大部头著作——《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这是我们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考古学百年诞辰、献给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份大礼。去年，我还为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创作了《百年心语》、《我是中国考古人》、《仰韶之光》等五首歌曲，以音乐的方式表达了中国考古人的心声。

面向2022年，中国考古学也开启了下一个百年的新征程。

2022年，中国考古学将在原有的基础上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更加振奋的精神面貌，更加坚定的开拓步伐，埋头苦干、砥砺创新、传承发展，实现新突破，创造新辉煌。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将通过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而一步步实现。我们的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考古学的国际化等工作都将迈开全新的步伐，开创崭新的局面。中国考古学者将继续在百年来几代考古学人开创的艰苦奋斗、严谨求实、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指引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田野考古发掘为基础，坚持多学科融合，弘扬传承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展示中华民族取得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为实现宏伟目标阔步前行！

韩建业：中华文明是超大型文明 考古学人须有更大作为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22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之后的第一年，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新的一年里，考古学会更热、更吸引人，考古学人才会更受社会欢迎，会有更多重要考古发现不断涌入人们的视野，会有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会有更多文化遗产得到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公众对考古学和文化遗产的认识会有新的提升。

新的一年，我的科研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做好南佐遗址的发掘，二是继续进行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中华文明起源的区域模式等方面的研究。

甘肃庆阳南佐环壕聚落遗址面积达600万平方米，是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之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好见证。新的一年，我们要加强团队力量，加大多学科研究力度，提高田野工作水平，进一步揭示遗址中央宫殿式大型夯土建筑区的布局结构，进一步理清夯土“九台”及其环壕的结构功能，探索聚落西壕及聚落整体结构，调查了解周边其他相关遗址情况。我们同时会加紧整理和研究考古资料，将考古成果尽快公诸于世。

中华文明有8000多年的起源史、5000多年的形成史，长期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而又与早期西方文明存在交流，积淀了许多独特的精神内核或文化基因而又与西方文明有着诸多共通之处，这些都必须在宏观的欧亚视野下，通过对早期中西文明的比较才能看得清楚。中华文明是超大型文明，在起源和形成阶段出现过一些各具特色的文明模式，最后互相激荡融合为有主体有中心的多支一体的“天下文明”。

考古学是一门最喜欢追寻人类悠远过去的学问，在我的心目中也是一门最关注人类长远前途的学科。朝古代看得越远，向今后想得越深。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发展的史实，就是现在和今后中华民族必须走自己道路的历史依据。考古学给了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自信！

吴晓波：构建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国家创新体系

吴晓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特级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现任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性机遇，特别需要厘清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内在理论、战略与实践逻辑，这是中国寻求发展新道路的现实需要。构建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国家创新体系，对于我国抓住范式转变的战略机会窗口，充分参与到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的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重构的进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推进与应用，企业的价值创造机制加速从价值链转向价值网络，前者强调异质性和排他性，后者强调包容性和互补性。创新管理实践从源头、过程到模式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创新不再局限于单一企业的资源利用，网络化逐渐模糊了产业边界、分工角色，从而导致既有技术创新理论难以解释新情境下的技术创新管理实践。

在中国的技术与创新管理研究上，核心是超越追赶，如何突破范式的天花板。为此，我和团队进行了从“二次创新”到“超越追赶”的理论探索，尤其强调了穿越范式更新周期的“超越追赶”过程中非连续和非线性的重要作用，如何认识这种作用是技术与创新管理的核心内容。基于此，我们尝试建立了中国创新管理的原创理论体系“C理论”。

构建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创新体系，既是解决关键产业领域面临的“卡脖子”问题需要，也是中国抢抓新一轮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杀手锏”。其价值和意义还在于，深入剖析范式转变期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需求；探索新时期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七位一体”国家创新体系，通过引入用户和金融两大创新支持体系，集合“政产学研金介用”各方资源和优势，攻关专精特新的卡脖子技术；探索基于生态协同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国家创新体系“3+1”运行机制；探索基于构型观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战略路径；提出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四维”政策设计。

期待未来中国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穿越周期的管理，抓住重大战略性机会窗口，实现高质量地可持续发展。

金应忠：和合共生开创人类更美好未来

金应忠，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这似乎既可以成为当今人类社会“辞旧”的结论，同样又可以成为当今人类社会“迎新”之路的开端，沿着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之道，“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之道源于世界观的逻辑。人自我存在于社会分工与合作的世界，人既有个体性、追求“个体利益”，又具有共生性、相互间存在“共同利益”。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之道是人类寻求自我实现的逻辑。矛盾冲突的各方之间还有共同利益，还存在相互依存关系。所以相关各方要承认共同利益、相互依存的客观性，要承认共同利益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共同价值，由此规定了，在实现个体利益时要兼顾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以求和合共生。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之道是寻求合作共赢的逻辑。和合共生的过程，本质上是各自获得自我实现的过程，因而，和合共生的逻辑是合作共赢的逻辑。要努力使相互适应、满足他者自我实现需要的过程变成和合的过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之道是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逻辑。当今世界各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发展水平，当然有不同的利益、安全、权力的追求，因此，需要求同存异、按照最基本的追求来建立共存、共处、共生之道，在逻辑的起点上形成最大公约数。

在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共建美好世界的过程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即将来临的2022年驱走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阴霾，迎来和平发展的曙光。

孙正聿：用理论思维撰写《当代中国哲学》

孙正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2022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

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也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的立意和追求。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从根本上说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和当代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赋予哲学思想、哲学观点、哲学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提供中国特色哲学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这就要求我们有志存高远的大气、真诚探索的正气、敢于创新的勇气，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去创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撰写出展现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

理论思维是以理论把握现实、引领实践、推进文明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力量，是照亮学术研究的“普照光”，也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的“活的灵魂”。用理论思维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就需要发现和提出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总结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阐释和论证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这就要求我们，以扎实的文献积累“得道于心”，以深刻的思想积累“发明于心”，以厚重的生活积累“活化于心”，以“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的使命意识，真正把《当代中国哲学》撰写成一部“著作等心”的学术著作。

郑保卫：对2022年新闻学研究的思考

郑保卫，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为引领，认真总结党的新闻事业的百年成就经验，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美好未来。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始终与党同向同行，真实记录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全面书写了党的百年辉煌业绩，有效宣传了党的纲领主张，促进了社会进步，守望了公平正义，取得了彪炳史册的重大成就，作出了无以替代的历史贡献，在党的百年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留下了永载史册的华章。

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艰难起步、砥砺奋斗、艰苦创业，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道路，成为有着重要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和竞争力的新闻事业，雄立于世界新闻事业之林。

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党情，在长期丰富的新闻实践中积累了党管媒体、人民中心、正确导向、正面宣传、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经验，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特色与优势。

党的新闻事业通过百年实践所形成和开创的优良传统，为人类社会更好地运用新闻事业服务于党和人民，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服务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导向，大大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历史经验，在人类传媒业发展历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

总结党的新闻事业百年成就经验，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拓展国际视野，坚持守正创新，为努力构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需要、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客观规律，经得起历史和实践考验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胡正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

2022年将会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而关键的一年。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也应该与时代同行，既要围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努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又要紧扣国家战略，聚焦传媒新发展阶段，贯彻传媒新发展理念，构建传媒新发展格局。因此，展望2022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话语体系构建等就成了重中之重的任务。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这是新闻传播学创新发展的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等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是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的根本遵循，是我们研究的基本范式，是我们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们“三大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我国如火如荼的传播活动和媒体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传播格局的变化为中国特色新闻学“三大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需要重构、学术体系需要重组、话语体系需要重塑。实现这“三重”的根本原则是基础性、前沿性和开放性。

基础性体现在我们要大力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闻学中的指导与运用。具体表现在加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历史研究、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实践研究以及中华优秀传播思想与历史研究等。

前沿性体现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变了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底层的逻辑，我们必须加快和加深对新闻传播新问题的基础研究，以期构建有别于工业时代的新时代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具体表现在数字传播理论与历史、传播媒体与国家治理、国际传播、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数字文娱、平台生态与治理等方面研究。

开放性表现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更需要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创造出融通中外的学科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向世界的新闻传播学贡献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通过学术交流与互动，增强学术自信，提升学术影响力。在学术互动和文明互鉴中丰富我们的学科体系，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新闻传播学学科力量。

王路：辞旧迎新话逻辑

王路，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弗雷格思想研究》、《逻辑的观念》、《“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逻辑基础》、《逻辑与哲学》、《寂寞求真》等；主要译著有《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算术基础》、《分析哲学的起源》、《真之追求》等。

国内哲学家常常批评逻辑有局限性，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内容，解决不了哲学的根本问题，尤其是解决不了现实的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是他们一般都承认逻辑很重要。批评逻辑者多与自身研究相关：他们不懂逻辑，对逻辑的重要性没有切身的感受，却依然著书立说，甚至成为名家。他们承认逻辑重要大概出于一种常识性的认识：人是理性动物，不讲逻辑是不对的，也是不行的。若不是碍于这一点，逻辑的重要性其实本来也是不会说的。所以，不懂逻辑，并不妨碍人们说逻辑重要，也不妨碍人们批评逻辑有局限性。

重要性是一个价值判断，总会有些含糊。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问：逻辑对哲学是必要的吗？我认为，必要的一定是重要的，而重要的不一定是必要的。这样来讨论重要性，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

亚里士多德认为，从事哲学研究时要具有逻辑的修养；康德说，形而上学研究要从逻辑和数学出发；黑格尔则从逻辑出发寻找初始概念，构造起他的整个哲学体系；胡塞尔直接将自己哲学体系的奠基之作命名为“逻辑研究”；罗素则直言，逻辑是哲学的本质。所有这些，可以简单归为一句话：逻辑是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东西，因而十分重要。这样的哲学可以叫本体论或认识论，现象学或分析哲学，或者，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表述，这是关于“是本身”的研究，用我的话说，这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是先验的。逻辑是与认识相关的研究，也是先验的，正是在认识和先验性这两点上，逻辑与哲学是相通的：天然结盟，不可分割。所以我一直主张，应该将being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应该凸显这种与逻辑相关的性质和意义，并且应该将这样的理解和认识贯彻始终。

许多哲学家似乎对这样的哲学不满，批评它难懂，无用，认为哲学应该解决现实问题，喜欢以加字的方式使哲学研究具体化。黑格尔就提出过“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它们与他的逻辑和形而上学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今天这样的哲学就更多了，然而，“加字”似乎成为一种能力，使加字哲学层出不穷，比如工程哲学、休闲哲学、儿童哲学等等。在我看来，“工程”、“休闲”等加字清晰地表明，它们与经验相关，这与逻辑相关的哲学是根本不同的。

本体论、认识论和分析哲学是形而上学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逻辑对于哲学或者说形而上学是必要的。

以上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论逻辑的重要性，借助了必要性这一概念。逻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也可以抛开必要性，直接从逻辑的角度来谈重要性。这样就会看到，对逻辑重要性的认识可以有不同层次。

首先，逻辑是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活动的能力。人们不用专门学习逻辑，就会有这种能力，人们运用这种能力进行解释、说明、论证和预测。所以，逻辑重要可以是一种常识性的认识。

其次，逻辑是一门学科。通过学习，它可以成为人们的一种观念，形成人们的一种知识结构，在工作和学习中潜移默化地起作用。所以，逻辑重要可以是一种学科意义上的认识。

再次，逻辑是一种理论。通过学习，它可以被人们掌握并应用于特定的专业，比如哲学。所以，逻辑重要可以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认识。

最后，逻辑是一个专业。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自己的理论方法，与其他学科形成区别。所以，逻辑重要可以是一种专业意义上的认识。

所以，同样谈论逻辑重要，对逻辑的认识和理解，对逻辑理论的认识和把握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逻辑的重要性可以是一种理论性的认识，也可以只是一种好听的说法，成为夸夸其谈。其实和加字哲学一样，加字逻辑也一直存在，比如先验逻辑、辩证逻辑、思辨逻辑、归纳逻辑等等。在加字逻辑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到人们想要发展逻辑的愿望，也可以隐隐感到逻辑对人们形成的一种压力，特别是现代逻辑产生之后，这种压力越来越明显：逻辑已经变成一种专门化的东西，而人是理性动物，总不能不讲逻辑。所以，总有人想通过加字来谈逻辑，以此来避开那本来不加字的逻辑。

我希望哲学家们对逻辑不要有压力，不懂逻辑也不必焦虑。最简单的办法是学习，通过学习获得关于逻辑的认识，并进而认识逻辑对哲学的必要性，由此真正认识到逻辑的重要性。应该看到，掌握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加字哲学的研究尽管不是必要的，却并非没有好处，而对于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研究来说，不仅有好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杨光斌：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一）历史为政治学提供了重要素材

一切政治理论都是历史政治理论。社会科学的三大理论脉络是历史性的，所有的方法论也是历史性的。制度主义是欧陆政治和思想传统，理性选择主义是美国个人主义的现实写照，阶级分析是革命道路演绎的一种方法，历史政治学自然是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国性的方法论。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诸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法治，等等，都是比较历史分析的成果。

历史是昨天的政治，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历史为政治学提供了最稳定的经验和素材，因此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历史分析。

（二）世界政治学研究是中国的传统

首先，在基础概念研究上，这些年我在基础理论研究上下了些功夫，比如在民主研究上，提出“民主的同质化条件”以解释普遍性的无效民主现象；重构合法性概念以改变“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的流行观念、建构包括政治认知力—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理论、提出政党中心主义概念以在社会科学路径上解释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民主集中制。

其次，在方法论上，推动历史政治学研究。历史政治学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种新出路、新方向。

再次，在研究议程上，推动世界政治学研究。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而世界政治研究是中国传统。世界政治学得到国际问题研究界的高度认可。

（三）政治学研究的历史和现实路径

政治学研究无外乎两种路径：历史的和现实的。历史研究的路径自然是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并不局限于一国历史的研究，也用于比较历史分析；现实研究的路径主要是田野政治学和大数据的应用。历史政治学和田野政治学标志着“中国性”政治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从移植、模仿的学生阶段，正在走向以我为主的成熟阶段，从知识来源的外生性走向知识生产的内生性。中国政治学的“内在转向”已经成为主要现象。

张振江：2022年，构建和平世界

张振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

国际关系研究要具备跨学科意识。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相比，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更多的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这也就意味着在日常知识积累的阅读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地涉猎更多的领域。

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学术研究，作为高校教师，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培养人才。不同于以问题为导向的个人学术研究，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是在培养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这就需要对国际关系这个学科的专业知识、理论、方法和意识进行专门的训练。当然，我也会鼓励学生有更广泛的知识积累，有跨学科的意识，但首先是注重他们的学科训练。目前“多学科”和“跨学科”成为热点，但如果没有一个基本学科做支撑，所谓的“多”和“跨”也都成了无源之水。

国际关系研究要突破国家概念。研究国际关系需要关注“国”。一是要看到国家本身就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而当前国家的主要形态之一——现代国家也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呈现。中国人常说的家国天下。人类历史上从家族、到村落、到城邦、到地区、到国家、再到国际区域、甚至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一个个阶段的呈现。二是要看到构成国家的“人”，国家是保护人的基本单位，国家的决策者也是人。

2022年，希望新冠肺炎疫情尽快平息，各国之间人员交流尽快恢复。过去的两年，很多交流都在线上，但有限的线上交流难以有效地沟通，消除不同人群之间的误解。实际上，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面对面的交流都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但可以传递信息、表达观点，更能释疑解惑、增加信任和建立友谊。

戴长征：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展开国际政治研究

戴长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政治学部部长。

（一）政治学思辨性及实践性并存

政治学学科是经世致用之学，涉及的领域和问题众多，内涵与外延均十分广阔，不仅要关注理论，还要服务于国家战略，解决实际问题。做好政治学的目的是为治国理政服务，为全世界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学学者需要围绕国家及社会需要以及人类前途和命运来进行学术研究。目前，在政治学领域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等价值是政治学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我的研究主要涉及的是国际政治学。国际政治学需要关注国际社会、理解与分析国际社会中相互联系及互动的规律。在我看来，国际政治研究需要围绕国家利益与如何促进国家进步的相关问题来展开。因此，对于中国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而言，需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关注中国需要、中国发展，从而更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中国作用。

在我看来，政治学这门学科具有很高的魅力、思想性极高、思辨性及科学性并存。在这里我需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许多人认为政治学只关注政策，这种观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政治学的研究需要依据学理基础，进行知识建构和理论分析。此外，构建政治学体系需要考察其理论如何为人类发展、为国家战略及为治国理政作出贡献。

从实践层面来看，我认为政治学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关注理解现实、解决现实矛盾问题以及擘画人类未来前景、改善人类境遇。总之，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政治学理念，但其核心是关注政治效能与政治绩效。

（二）理论构建与现实关怀并重是推动政治学研究的关键

在我看来，西方的政治学研究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存在一些错位。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政治学概念主要强调民主转型、现代化转型、新自由主义、社会抗争、社会中心等。当时我们的政治学研究也按部就班沿着西方路径进行追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没有自己的底色，亦步亦趋。就如同我上面提到的，构建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需要立足中国实际与历史传统经验，提出中国话语、建构中国学派，针对中国来讲政治。为了进一步做好中国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构建，需要专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问题，提出真正有理论思考的真问题，并依据中国问题进行概念提炼与抽象，推动学科发展。

在做政治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把知识和理论相结合，注重概念的运用和拓展，也要关注发展问题，运用发展的眼光来指明未来的方向。目前，中国学界一直强调发展的重要性，但对发展这一概念的研究还是较为单一，而且话语的丰富性仍旧不够。比如，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超额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可是，西方国家及学者对中国发展的生动现实了解不够，只是通过官方文件理解中国的脱贫攻坚，对其重大贡献及生动现实了解不够。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在对外传播脱贫贡献的时候需要用真实的事例来清晰阐释中国的脱贫理念及其对发展的贡献，这样才能够让西方国家及学者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从而更为了解中国，减少战略误判及对抗的风险。

政治学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服务的。同理，国际政治学主要涉及的是如何解决国际问题。世界并不太平，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风险与日俱增。各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会有矛盾，国际政治学的目的是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战略咨询，强调的是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国际问题。我希望国际政治学也能够从实践视角拓展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论。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下，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发展需要围绕重大命题，为国家利益服务。让世界听到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声音是我来年对这一学科最大的期待。

眭依凡：2022年高等教育寄望

眭依凡，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

作为一名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我对2022年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期盼是：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取得具有比较优势的突破性进展，所有高校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都自觉于内涵式发展，为实现国家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如果说加快“双一流”高校建设仅是指向极少数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其旨在通过拔尖创造性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以缩小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距离，尽快提升国家现在和未来的高新知识与高新技术的国际竞争力，那么，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则是对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内的所有高校改革发展提出的更高标准的要求，其旨在全面提升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及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是党中央为建设高等教育现代化强国作出的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决策，与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目标一脉相承，是促进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抓手和任务。换言之，“双一流”高校建设及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否取得突破性进展，是2022年我们检验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成效的准绳及标尺。

总而言之，加快“双一流”建设及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不能分割的“一体两翼”，它们共同构成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两个缺一不可的选项。

信息来源 | 文化纵横
中闳采编 | 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