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华传统文化中其实是存在很多“悖论”的。比如：
饱暖思淫欲vs饥寒起盗心。
——似乎既饱暖不得，也饥寒不得。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vs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死不休。
——前者提倡随势而变，后者要求痴心不改、矢志不渝。
有仇不报非君子vs退一步海阔天空。
——既强调要有仇必报，又暗示须宽宏大量。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vs行事决绝拔根除，斩断后患尘埃定。
——前者奉劝留有余地，后者强调斩草除根。
如此等等……
在我们汲取传统文化养分时，是不是往往被如此悖论，弄得无所适从？
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占据中华传统文化主流意识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是指居于中正之道，不偏不倚，折中调和，把握分寸，不走极端，讲求平衡。故，追求中庸是天理大道。
后起的西方哲学辩证法，与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哲学辩证法讲一体两面，彼此联系，互为依存，关节点在于“度”。而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的上述类似“悖论”，其实讲的就是“度”——凡事控制在适度范围内，否则便过犹不及。只不过，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建立在喻事说理中，而西方哲学辩证法却建立在逻辑论证基础上。
由此我们想到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再次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领袖为何高度重视“政策和策略”问题？因为，政策和策略确实事关重大、太重要了！所谓顶层设计、作出决策、出台政策，如果只考虑某一方的效果而超过了“度”——也就是失去了“中正”，从而走向极端，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甚至贻害无穷。
比如，“只生一个好”的独生子女政策，一度被定为“国策”。当时只考虑控制人口增长与加快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根本没有考虑到可能的“失独”与“老龄化”等系列问题，把无尽的苦果留待今天吞咽。
又如，因强调知识化而走向“唯文凭”论。文凭是不是等同于有知识、有能力？很多岗位是不是文凭高就能胜任？个中道理大家都是懂得的，但实际上不仅“逢进必考”，而且不管什么单位、什么部门、什么岗位，都把文凭的档次排在第一位，不是要求学历为双博、双硕、留洋，就是要求博士、硕士，即便是本科，也要求第一学历要来自什么211、985类重点大学。由此衍生出不仅大学搞排名，连幼儿园、学前班、小学、中学、高中都分重点，甚至出现成绩排名次、设立贵族学校等奇怪现象。由此诱导家长产生“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攀比心理，务必从幼儿园抓起，要上好幼儿园、好学前班、好小学、好中学、好高中、好大学。
我们现在限制课外辅导班，目的是为了给学生减负，其实，只要“唯文凭”政策不取消，限制“课外辅导班”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也限制不了，不过是由公开辅导转入地下办班罢了——不让课外办班，就搞隐蔽的一对一或小型家庭辅导，如此，所谓限制课外辅导班，给学生减负的目的，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也就换个途径与方式而已。
夫妻感到培养孩子太累，各种压力和负担太重，别说国家提倡生三胎，就是生两胎都不愿意，有的干脆选择不生育。
或许就因看到了“唯文凭”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所以，今年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时，特意加上了“就业不能搞学历歧视”等内容。
再如，在处理政治与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等方面，本来我们党制定了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支持鼓励民营经济等正确的政策，但执行和落实过程中，总被那么一些“专家”“学者”“智囊”“精英”所左右，只强调改革开放而忽视四项基本原则，只重视经济基础而放弃上层建筑，只顾急功近利的开放引进盲目“接轨”而丢掉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精神，只强调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而无视阶级斗争存在的现实，一味吹嘘美化西方民主而忽视中国国情，把市场经济视为灵丹妙药，把涉及国计民生的医疗、教育等领域产业化……。尤其是无视多年来战胜大的灾难、三年来抗击疫情斗争胜利、已经验证国有经济的力量、公立医院的决定性作用的实际，一再居心险恶地鼓吹极端市场化，叫嚣对国有企业彻底进行私有化混改，意图进一步削弱国有支柱产业和国有经济实力。
俄乌冲突发生后，有很多立足中国国情观察、分析、反思、建议类的文章。这场冲突既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假民主、真渔利，假契约、真强盗，假中立、真虚伪的本来面目，也照出了一些资本寡头在国家危难时的丑恶嘴脸。同时，俄乌冲突也是一块“试金石”，可以检验检测我们多年来在改革与开放政策方面“度”的把握程度。一旦对抗升级、爆发战事，我们能否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外依赖？能否应对敌方阵营发动的“制裁”、“冻结”、“禁运”、“外逃”、“聚力”等等一系列问题？能否遏制外资与私有资本的兴风作浪？“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发生俄乌冲突是不幸的，但我们应以此为镜，及时有效纠偏，迅速稳妥做出战略性政策调整。
我们曾经批判过“中庸之道”，但批判的是无原则的调和矛盾、放弃斗志的折衷主义，并不是只讲斗争原则、不讲政策策略。对待“中庸之道”的态度，本身亦有“中庸之道”问题，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传统文化中看似存在的“悖论”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而深刻认识“物极必反”之道理，就是其中重要基点之一。因为治国理政之策的“中庸之道”，本质上就是要求把握住、把握好“度”。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之策非常注重“度”的把握。例如，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对唯GDP挂帅、片面开发扩张的发展理念纠偏；制定脱贫攻坚、共同富裕政策，就是对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方向纠偏；调整生育政策，就是对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比例失衡的发展结构纠偏；重视思政教育和意识形态引导，就是对过去受西化影响、信仰动摇、阵地丢失的政治思想纠偏；强调顶层设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国之大者”，万不可粗心大意、顾此失彼，如此等等，都充满着辩证施治的智慧。
信息来源 | 中闳教育网
中闳采编 | 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