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是党员因信仰而生成的优秀品性。党性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党员坚定理想信念，进而锤炼优秀品性。为此，必须首先解决一个理论问题：党性与人性是什么关系？党性教育有悖人性吗？
为什么要谈这一话题？前一阶段看到两段视频。一位嘉宾在电视上评说“太行奶娘”现象，认为完全不可信，肯定是后人编的故事，因为放弃自己亲生子女去救助八路军干部的后代，根本上有悖于人性。另一位主持人在节目中强调，一切事情的出发点都应该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因为人性千百年来没进步多少，也退步不了多少，要看周围的环境激活它什么，所以，不要去谈什么道德及道德教育，关键还在完善各方面的制度。
以上二位都是颇有影响的“大咖”，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可如果认可了他们的观点，党性由何而来？何以立足？党性教育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前些年，围绕党性与人性的关系，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例如，将党性与人性对立起来，大谈“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獗”；主张人性源自人的自然本能，而党性只是组织上的外在要求；强调党员入党得到了好处，所以才需按党性要求奉献牺牲，等等。一些党性教育工作者似乎也感觉此类说法有毛病，想从理论上澄清，却说不出个所以然，甚至让人越听越糊涂。
可见，需要从党性与人性的关系入手，深入剖析党性的由来及其心理构成，回答对党性教育必要性、可行性的种种质疑。
先谈谈什么是人性。按一般的理解，人性应该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特性，即人类独有的即其他物种均不具备的属性，并由此决定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根本不同。
哪些物种可与人类相提并论呢？具有现实可比性的无非以下几种：野兽，神，佛。所以，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且与人性相提并论的有兽性、佛性、神性，当然也包括党性。神与佛，谁都没见过，比较容易拿来比较并且能说清楚的是动物及其兽性。
与动物包括高等动物比，人类最大的不同有哪些？毛泽东认为：一是人的社会性，“最根本的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二是自觉的能动性，“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社会性比较好理解。自觉的能动性是指人类可以超越本能的支配，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自觉地改造外部环境、调整内部姿态，从而获得全面发展，并使各种需要获得更好的满足。
仔细分析人的两种属性，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矛盾：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因而难免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发生利益冲突。一些动物虽然也是群居，但它们是靠与生俱来的本能来处理相互关系的。只有人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矛盾的存在，会去积极探寻最为有效的解决办法，从而理性地做出判断与选择。
面对客观存在的利益冲突，许多人趋利避害，像动物一样，本能地选择优先满足和保护自己。但古往今来，各个民族都有一批仁人志士，为了他人、为了集体、为了社会，心甘情愿地牺牲个人利益直至生命。即便是普通人，时常也会有舍己为人、公而忘私的行为表现。所以人们常说：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先哲们将这种超越动物生存本能、自觉奉献牺牲的行为称为道德。道德是人类独有的社会现象，是人超越于所有物种最可贵的品性。中国古代先贤将有无道德视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人之所以为人者”。西方哲学大师康德为之赞叹，认为只有宇宙本身能与人类道德相比：“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为什么人能够做出道德选择？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是什么？简单地说，人的行为由需求-动机支配，可决定人的言行的并非单一需求，而是在先天类本能基础上形成的需求结构。面对同时存在的多种需求，人并非凭本能来做决策，而是能够理性地分析判断，从中选择自认为最重要的，优先加以满足。康德将人的这种机能称之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即为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所以，确切的提法应当是：人，可以做天使，可以成禽兽。
当然，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让一个人为了他人、集体和社会而自觉自愿地做出牺牲并非易事。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极度匮乏的生存环境下，道德选择尤为难得。所以，几千年来，尽管人们赞美道德，呼唤道德，可真正表里如一、始终如一的有德之人却如凤毛麟角。中国古代将有德之人称为“圣贤”而备加推崇。为什么推崇？恰恰是因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怎样才能让平民百姓能够信守道德规范，以维系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统治阶级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借助神、佛的力量来论说伦理思想体系，以此作为道德规范的理论支撑。宗教提出的神性、佛性，都是与人性相对立的，都是为了引导芸芸众生“存天理，灭人欲”，克制本能欲望，约束自身言行，心甘情愿地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做出奉献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神性、佛性确实是与人性相对立的。
应该承认，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倡导神性、佛性有其相对合理性。因为老百姓饱受剥削压迫，活得很痛苦，在现实生活中又看不到改善的希望。以来世幸福为诱饵，鼓励人们甘于忍受、负重前行，不失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一剂良策。难怪马克思要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是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
与宗教劝导人们忍辱负重、以期来世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要教育人民组织起来，彻底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大力发展生产，让物质财富得到充分涌流，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各种需求都得到充分满足。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先进阶级的先进分子必须首先组织起来，并且用先进思想来武装，然后去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而共同奋斗、改天换地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共产党人确立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且自觉地为之奋斗而展现出来的优秀品性，就是党性。
显然，党性并不违背人性，恰恰是人性的升华，是人超越于动物本能的优秀品性。党性既是党组织对党员的外在要求，也是党员实现人生价值的内在需要。共产党人讲党性，既是为他人、为集体、为社会，同时也满足了个人的精神需求。
党性根本不同于神性、佛性，后者只是劝人们忍耐一时痛苦，以求来世以至永久的幸福。而共产党人不是为个人、为来世而奋斗，而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宗教允诺的来世，谁也没见过，而共产党人的奋斗却给老百姓包括自己及家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回报。
其次，谈谈人性的宣传问题。共产党人能不能够谈论人性？应该在什么情景下肯定人性？怎样看待社会上一些人特别喜欢讲人性这一现象？
总的来看，历史上大讲特讲人性的，都是有感而发，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
前面谈到，在历史长河中，统治者一向是以神、佛的名义，要求劳苦大众克己复礼、忍耐牺牲。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却通过巧取豪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包括一些披着法袍、袈裟的僧侣，也常常是说一套、做一套。神性、佛性成为与人性对立的东西，成为统治者骗人的鬼话。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薄加丘的《十日谈》、冯梦龙的 “三言二拍”等文学作品中，都有充分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正因为中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统治阶级的堕落、宗教神圣大厦的垮塌，所以有了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时代的哲人们赞美人性，贬低神性，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物质需求，追求个性解放及人的身心完美，进而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对人性的充分肯定有重大的社会历史价值。
尼采一句“上帝死了”，为几百年西方世界对宗教的批判画了句号。人类从上帝的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重新找回了自我。活在没有了神的世界，西方人只能依靠自己，更加看重眼前的现实利益，更加关注个人的物质享受。脱离了神性的束缚，又没有新的精神寄托，一些人的追求变得越来越扭曲，可以为了一时的感官满足，毫无顾忌，丧失底线。人性与兽性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人性成为一些人恣意妄为、寻欢作乐的主要理由。看看当代西方社会及其文学表现，可以充分领悟到人性放纵带来的恶果。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鼓吹“天理”、“良知”，用封建伦理、宗教道德压抑人性，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直到“新文化运动”，打倒了“孔家店”，整个社会才开始觉醒。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引进西方启蒙文化，倡导人性解放，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但是，中国的历史进程与西方不同。很快，革命压倒启蒙。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来不及充分实现个性解放，就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下动员和组织起来。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需要千百万人甘于奉献、流血牺牲，需要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共产党人将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优秀品性统称为党性。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只能讲阶级、讲党性、讲斗争，胡适、林语堂之流泛泛地讲人性、讲博爱者没有市场。
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坚强的党性是共产党人战胜强敌、克服一切困难的重要原因。但是，凡事都需把握度，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也会成为谬误。在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确实也出现了将党性讲过了头，讲得不近人情，进而引发不良后果、招致人们反感的情况。如主张“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等等。
物极必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旗下，不少学者开始反思党性与人性的关系，重新谈论人性问题。四十年来，围绕这一话题，是是非非，反反复复，几经波折，一言难尽。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肯定人性追求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对人性的认可，特别是对个人物质追求合理性的重新认可，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充分肯定。但也必须看到，只讲人性的这一方面，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例如，否定任何崇高的东西，将人性等同于兽性，甚至重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些学者关于人性的错误观点，就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形成气候的。
按照社会上流行的人性观点，人性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也无法改变，自然不会认可思想教育包括党性教育。发展下去，不但将现实生活中一切崇高的东西否定了，甚至会推及历史，将中国革命及建国后相当长一个阶段的历史也否定了。
否定了人有高尚追求，那又该如何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呢？答案是：靠“制度”。也就是说，要充分考虑人性因素，想办法设计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来达到管理包括社会治理的目的。前些年盛行一时的制度万能论，就是在这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制度真是万能的吗？弱化思想教育包括党性教育会带来哪些后果？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得越来越清楚了。习近平同志重提思想建党，正是反映了多数党员干部的心声，代表着社会思潮发展的主流。
总之，关于党性与人性应明确三个观点：一、党性并非有悖人性，恰恰是人性的升华，不能简单地将党性与人性对立起来，让党员同志无从选择。二、人们肯定并呼唤人性，都有其社会背景条件。离开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抽象地谈论人性，没有现实意义，容易产生误导。三、在党性与人性的关系上，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有重点论。当前，不应再简单地申明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有个人利益需要考虑和照顾，而是需要着重强调党员应当有信仰，应当是特殊材料造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