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上疫苗，用一支较粗的针在酒精擦过的皮肤上划一道，伤口不能出血。随后，伤口处会出现红色斑疹，后变为丘疹，2 ~ 3天后变为疱疹，再转为脓疱疹，逐渐干缩结成厚痂，大约1个月后痂皮开始脱落，留下疤痕。
这道疤痕，在几乎所有1980年前出生的中国人臂膀上都存在着，就像一个模糊的年轮。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经历——接种天花疫苗。那是一场全民运动。
数据显示，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而从1963年之后，中国每隔6年仍然要普种一次天花疫苗，直到1981年。
在全球扑灭天花委员会宣布已经彻底消灭天花的一年多之后。1981年，中国宣布停止种痘。“虽然如此，北京为了巩固成果，又连续种了3年。”北京市疾控中心老专家戴科说，所有的疫苗都是免费的。
全民种痘行动
“控制传染病有3种状态——消灭，比如天花；消除，比如脊髓灰质炎；还有一种状态是控制，那就比较多了。”戴科说。
对于媒体报道中说到中国已消灭了3种传染病，他并不清楚是哪3种。“只有天花可以说是消灭了，脊髓灰质炎是基本消除，部分消灭。”他说。接种天花疫苗几乎是全民记忆，对于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事疾控防治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更是抹不去的生活痕迹。
“小孩也种，大人也种，需要的种痘员很多，我们经常要培训他们。”从1957年开始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工作的黄素娟今年已经78岁，“那时候要求60岁以下，除了有禁忌症、外出、临时发病等情况外，必须普种，接种率必须要达到80%。”
北京在1950年天花疫苗接种率就已经达到了80%。那一年，北京有80万人接种了牛痘，再加上1949年接种的31万人，已经建立起了预防天花的屏障。在新中国的大中城市中消灭天花，北京应该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上海，比北京晚了一年多。
在1969年之前，接种的天花疫苗都是牛痘苗，这种疫苗的成熟度不如后来的组织培养疫苗。“种痘后出现一些异常反应是难免的，即便是组织培养疫苗也可能有异常反应。”在黄素娟的记忆中，有一次北京曾经有几十例的异常反应。
“1963年，我曾经看到过两例，是坏疽痘。”戴科说，全身痘、紫癜等异常反应都可能出现。而那个时候，基层种痘员的技术素质较差，出现异常反应一般都要找到北京市疾控中心来。
疤痕留下了，天花在中国真的消灭了。这比全世界消灭天花早了十几年。在中国消灭天花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1959年，世卫组织才终于开展了全球天花消灭行动。而此时，中国还不是世卫组织成员国。
灭蝇1亿4千万头
北京解放后，新成立的公共卫生局就设立了防疫班，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1950年2月这个防疫班扩大为防疫队，并且在北郊、北辛安、门头沟、丰台、青龙桥、第八区、第九区等原有卫生所的地区设立了防疫站。
同时，公共卫生局颁布《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确定了14种法定传染病（即：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猩红热、流行性乙型脑炎、回归热、伤寒及副伤寒、斑疹伤寒、痢疾、麻疹、黑热病、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其中，鼠疫、霍乱、天花被称为3大烈性传染病。
在由北京市卫生局老专家刘国柱编著的《北京卫生志》上，一些数据看上去极为惊人。“1952年，首都人民进行灭蝇活动。首先推广东郊区三里屯小学在厕所、墙边、污水池等处挖苍蝇蛹的办法，在全市春天开展了挖蛹活动。共挖蛹约计2亿多个。夏、秋季采取捕打和药物灭蝇活动，对53172个阴沟、污水池、粪坑、粪场、垃圾堆和56000余户住宅，喷洒杀虫药剂灭蝇。全年灭蝇1亿4千万头。”
作为四害之首的老鼠难逃浩劫。在1956年2月，仅仅北京市在一个月之内就捕鼠1600万只。直到1972年，时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站长的戴科还从北京市财政局顺利领到20万元的灭鼠经费。“那时候的20万元，可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戴科说。
从1919年至今，鼠疫在北京从来没有发病，目前从全国来看鼠疫属于控制范围内，对此，灭鼠行动被认为成效显著。但也有人认为，现在是鼠疫静息期，人间鼠疫虽然得到控制，但鼠间鼠疫很难预测。
灭鼠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保护粮食，“一个老鼠洞可以藏100多斤粮食呢。”戴科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紧缺，同样因为粮食问题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却被林业救了。
1959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正式宣布：麻雀对粮食生产有危害，但它是林木果树虫害的天敌，灭麻雀对林木不利。1960年3月，中央指示，不再打麻雀，改为灭臭虫。
天花被消灭了，鼠疫被控制了，而霍乱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也几乎销声匿迹了。但在1965年，北京市又出现了一例霍乱病例。“所以，那一年之后又开始打霍乱疫苗了。”北京市疾控中心老专家唐耀武说道，但霍乱疫苗的效果并不好。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霍乱完全可以治愈，霍乱防治也就完全脱离了疫苗。
秘诀仍然是高效的政治动员
1957年初夏，毛泽东接见当时的上海医学院一级教授、我国流行病学重要奠基人、血吸虫病防治专家苏德隆。毛泽东问：“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苏德隆说：“不能。”毛泽东又问：“五年呢？”苏德隆说：“也不能。”毛泽东又问：“那七八年呢？”此时，旁边有人杵了杵苏德隆。苏德隆回答道：“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
为兑现“限定年限消灭”的诺言，1958年初，苏德隆在上海血吸虫病最为严重的青浦摆开战场，成立了“血防试验田”。彼时还没有调往北京防疫站的戴科就在苏德隆组建的队伍之中。
在河道纵横、水网密布的青浦，要消灭巨量的血吸虫宿主—— 钉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苏德隆的队伍开始发动群众，抽干河水，铲除浅滩，重砌石岸与码头。并用砒霜加上石灰，自制砒霜钙，喷药灭螺。由于砒霜钙有毒，不小心沾到皮肤上，不少人因此而手脚发炎、溃烂。
“最主要的手段还是通过发动群众，打捞钉螺，然后晾晒、焚烧、喷药，杀死钉螺。”戴科回忆说。那时候，他们提出的是“毁其居，灭其族”的灭螺方针。3年之后，他们取得了成果，家家户户敲锣打鼓送瘟神。
但这一幕被江西余江县占了先。1958年，余江县率先在全国消灭血吸虫病。
余江县的秘诀仍然是高效的政治动员，组织全民挖沟挖土填埋钉螺。那几年，一首歌谣迅速在余江传唱开来：国民党不倒，苦难无尽头！瘟神不驱走，生命终难保。
在《国家历史》一篇回忆余江县灭螺大跃进的稿件中，对于现场做了这样的描述：工地上竖立着木板钉的大横标语牌，一块板子一个红字：“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标语旁，15面红旗迎风招展：“马岗乡灭螺大军” “青山乡灭螺大军”⋯⋯15个乡4000多个民工展开劳动竞赛，打夯声，欢呼声，劳动号子，此起彼伏。三个昼夜，完成了预定5天的任务。
余江县参加灭螺的人基本都得过血吸虫病，查出来就立即去治疗，治好了就马上回到工地灭螺。当时在工地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
前去考察的苏德隆在询问了填多少沟，挖多少土石方，上多少民工，一个劳动日多少报酬，补助多少，义务多少等等问题之后，感慨道：“此塘钉螺可用药杀，一次不行，两次，这比民工填土合算。”在1958年“拔白旗”政治运动中，他的这个意见被称为“刮起一股阴风，否定土埋钉螺”。
牛郎欲问瘟神事
余江县的血防攻坚战并没有在1958年结束，直至今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血吸虫的防治工作一如既往的艰巨。而疾控防疫水平全国第二的北京，却在2003年遭遇了“非典”。
“非典确实没有想到。”唐耀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虽然北京市的疾控防疫水平在国内已经很高，但在非典之前，疾控防疫工作并没有得到充足的重视。
“北京市防疫站在北京整个卫生系统的经费中只占5%～8%。”《北京卫生志》编撰者刘国柱说，绝大部分的经费都拨给了医院。“防疫站耗资几千万的一栋业务楼，盖了十年才盖起来，而有些医院几十亿的大楼随便盖。”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从事防疫工作的黄素娟还因为经费问题与领导打了一架。那时，由于北京市已经连续3年没有出现小儿麻痹症病例，黄素娟所在的计划免疫科准备就此做一些监测工作，需要进一些仪器。向上级申请多次，均以没有经费告终。愤怒的黄素娟与直接领导发生了冲突，但仍然没有要到钱。
“没钱的时候太多了，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出现流行性腮腺炎病例，我们却没有本地资料（包含原来疫病谱、人群现象等内容的数据库），我们需要和基层工作人员合作做流行病学调查，也可以补助一下生活贫困的基层人员，但申请了半年也没有申请下来经费。”黄素娟回忆。
　后来，他们仍然坚持把调查做了出来，在黄素娟的坚持下，最终按照每个病例几角钱的标准对基层人员做了微薄的补助。“算起来总共才几千块钱。”
　非典之后，北京市对于疾控中心的支持改善了许多。唐耀武说道，对于疾控防疫的重视，不能只是落在口头上。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目标，2012年，全球将消除麻疹；2020年，全球将消灭疟疾，但业内专家指出，疟疾疫苗的科研进展并不顺利。与此同时，新型传染病的恐怖已然笼罩在人类的头上。
　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远未结束。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9月23日刊，作者：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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