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在创造四渡赤水战争奇迹，挽救党和军队的同时，竟然连续遭遇三次信任危机：一次是决策失误后引起，一次是决策中严重分歧引起，一次是决策胜利完成时引起。研究一下这段历史，对认识事物复杂性和领悟领导科学很有启发意义。
第一次信任危机：土城——首战指挥失利动摇了信任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进入军事指挥核心，大家都希望在他的领导下摆脱困境打胜仗。但是，他提议并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仗——1935年1月28日的土城之战，却是一个失败战例。
在土城青杠坡，本意是要围歼尾追红军的川军郭勋祺部，为实现红军北渡长江创造必要条件。但因为敌情没有搞准，原以为只有4个团，实际上是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赶来。情报有误，加上轻敌分兵，红军激战终日，没有达成既定目标，不得已撤出战斗，开始一渡赤水。首战失利对毛主席打击很大，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多次说这一仗是他指挥打败的。伟大领袖从不掩饰自己的过错。
土城失利还有一个副作用，大家让毛主席来领导的很高呼声，也跟着跌落下来。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因此战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部队很大伤亡，直接向中央写信提意见。毛主席看后评价，他有些意见提得不错。遵义会议的反对派幸灾乐祸，博古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主义者指挥也不成。凯丰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博古迟迟不交权，凯丰也鼓动他不交。到了川滇黔边界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变换中央领导的问题，根据遵义会议决定，政治局常委要重新分工。周恩来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当让洛甫做一个时期。周恩来找博古说交给张闻天，才把象征权力的几个挑子，里面有印章、文件和记录等比较痛快地交了。而毛主席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伟人的伟大在于，他从根本是非考虑问题，绝不放弃历史赋予的领导责任。敏锐感到掌握的敌情情报不准，打下去不可能取胜，就坚决迅速地改变既定决策，让红军撤出战斗一渡赤水。同时积极寻找有利战机，巧妙利用此仗把敌人打痛打怕，不敢近距离紧追红军造成的空隙，迂回穿插二渡赤水，出其不意地回师黔北，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之敌，击溃和歼灭吴奇伟中央军两个师和王家烈黔军8个团，俘敌约3000人，缴枪1000支，还缴获了一大批军用物资，打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一下子驱散了土城失败的阴影。
胜利4天后的1935年3月4日，张闻天和周恩来提议，在中革军委特设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主席为前敌政治委员，实际上就是红军作战行动的总指挥。
第二次信任危机：苟坝——坚持正确主张竟遭全体反对
毛主席被任命为前敌政委后，仅过6天又遇到了重大危机。
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发万急电报给朱德，建议红军主力打“打鼓新场”，毛主席认为不能打，因为那是固守之敌，而且附近敌军向那里机动很快。张闻天决定召开中央会议民主讨论，会议在苟坝开了整整一天，最后大家都一面倒地同意林聂建议。毛主席力争说：身为前敌政委我无法对此案负责，如果你们坚持打打鼓新场，请中央批准辞去该职。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辞就辞吧。随后让大家表决，结果是20余票对1票，不但完全采纳了林聂建议，还免去了刚任命6天的前敌政委。根据张闻天提议，任命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
会上争执了一天，领导层全都不赞同，大家一致认为那个有可能跳进火坑的主张是正确的，而且刚刚任命的职务也弄丢了，还有继续坚持下去的心情和气力吗？一般人或许早就心灰意冷了。伟人的不同在于，敢于豁出一切来坚持真理，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为了避免多数人错误共识带来的灭顶之灾，他把个人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在事关生死的根本问题上，即使大家都不理解，都异口同声地反对，他也要坚持斗争到底，并想尽办法去实现正确主张。
3月10日那天会后，毛主席没有躺平愤懑报怨，而是沿着夜幕下山间稻田的泥泞小路，打着灯笼走了1个多小时，到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处，继续做说服工作，建议缓发作战命令。此时，周恩来收到军委二局一份情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集合，完全印证了毛主席此前的判断，如果再去打打鼓新场，一定会陷入灭顶之灾，便接收了毛主席的意见。当晚9时，朱德发出新的行动部署，11日凌晨1时，又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11日一早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大家一致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并恢复了他的前敌政委职务。
此事也使大家认识到，敌情瞬息万变，动辄搞20多人讨论军事行动，不但效率低下，也保证不了决策正确。眼前明摆着的事实，就是真理有时并不在多数人手里。于是接受毛主席的建议，成立了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处理最紧迫的军事工作。实际上，从此以后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主席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尽管毛主席名义上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红军声东击西三渡四渡赤水、出其不意南渡乌江，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胜利突破了几十万敌军的重围，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用兵如神”的奇迹，成为毛主席战争实践中唯一自己认定的“得意之笔”。
第三次信任危机：会理——突出重围后被要求靠边站
巧渡金沙后，终于跳出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毛主席理应得到万众欢呼和拥戴，但历史事实却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一些中央领导和主要战将竟然情绪很大，甚至公开提出要改换领导。直到前些年，还有知名专家甚至据此否定毛主席四渡赤水的英明指挥。
当时，三人团成员王稼祥就很有意见。不久前的遵义会议上，他和张闻天都是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此时他却向张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并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张闻天当时是跟着红三军团行军的，向彭德怀了解部队情况，彭的意见也是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红一军团林彪直接给中央写信，公开要求彭德怀出来任前敌指挥，要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只随军主持大计就行了。他的理由是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这样下去部队会拖垮。军团政委聂荣臻反对林彪写这样的信，林彪就自己签名送给了中央。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潮，遵义会议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休整，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要他出来指挥，被彭德怀回绝了。直到会理会议会前，林彪还当着刘英的面对彭德怀说：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搜集部队情况写了个汇报，政委杨尚昆与他共同签发上报中央，反映了彭德怀对军事指挥的一些意见，还反映了部队存在许多怨气和牢骚，如“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都没有，受了伤就寄掉，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愿当伤员！”“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还有红五军团的董振堂、李卓然等都提出过不同看法和意见。红九军团的罗炳辉、何长工，因为相隔路远没有参加会议。可见，当时确实存在离心倾向和动摇情绪。
现在看来，这件事真的匪夷所思。毛主席战争指挥中绝无仅有的“得意之笔”，当时竟然不为很多人认可。包括麾下那些久经考验的得力战将，不但没有因为如此巧妙地突出重围而由衷地敬佩服气，反而因为部队跑路多了而怨声载道，甚至公开要求撤换统帅。湘江之战红军损失了5万，还剩3万余人，遵义会议后与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周旋了4个月，不但突出重围把敌人远远甩在身后，还把红军发展到4万人，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魔法”啊！红军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肯定绕来绕去多跑了不少路，但也肯定没有大的牺牲就达成了阶段性战略目的，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了，却生出新的问题和不满——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打仗？为什么要让大家跑那么多路？共识似乎是宁愿打死也不愿跑死。这与苟坝会议被一致否定，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凡事有利有弊，在利弊得失之间权衡时，站在不同角度思考，结果微妙而复杂，真理和正确认识有时有共识，有时却非常孤立，甚至完全不被大家理解。如何避免惨败甚至全军覆没，如何求得最大生机和胜利突围？在千方百计突出重围的险恶征途上，连续七八个声东击西，反复迂回盘旋，最后，追赶的敌军和突围的我军，都感觉受不了了，都不愿再跑了，都在怨声载道。难以理喻的飘忽不定，伴随着指挥与行动变化莫测，那些连蒋介石都找不到北的绝顶谋略，也让自己人晕头转向不知其所以然。为了隐蔽战略企图，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不能也不敢对大家多解释什么。敌人被绕糊涂最后惨遭失败，自己的战将理解不了竟要求换帅。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时候，真的是高处不胜寒哪！
面对众人如此不理解，毛泽东提出开会解决问题。张闻天听过王稼祥、彭德怀、林彪不少意见，每每反映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时，也是面露模糊之色，态度不大明朗。大家都觉得应该统一一下认识，遂决定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王稼祥先讲了自己的不同意见，随后张闻天也讲了他听到的反映和对军事指挥的不同意见，彭德怀和林彪也都把意见倒出来了。时任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回忆说：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搞得很僵。
毛主席发言时严厉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他没有直接批评张闻天，没有明说他到三军团和彭德怀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经表露出这种意思，说他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他严厉批评林彪，说他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但对林彪本人却解释多于批评。林彪辩解说，自己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针对部队的疲惫状态，心里烦躁。但没等他说完，毛主席就直接打断他：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会议最后统一了认识，彭德怀也批评林彪说：林彪同志的这封信，事先我并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的，我也认为是错误的。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局面才出现转机，这里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极不适当，提出我更不适当。自己对新领导的某些怀疑，这是不对的。
主要领导会前就统一过认识。周恩来和朱德发言都坚决支持毛主席，严肃批评林彪，称赞毛主席在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方针才摆脱了敌人重兵包围。张闻天的报告大纲，也提前与毛主席、王稼祥等商量过，明确肯定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要求大家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还批评了部分同志存在的右倾情绪。
1935年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通过会理会议，有效解决了不满情绪和错误认识，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后来赢得胜利的坚强组织保证。
学习这段历史的启示：
（一）情报是决策的基础，情报失误导致决策中轻敌，导致土城作战失败，导致毛主席遭遇第一个信任危机。
（二）已经不能打赢时就坚决果断纠错，不在乎是否会丢面子，而是用败仗打出的特殊效应，策划出了大的胜仗。
（三）小胜小骄傲，大胜大骄傲，一骄傲就会犯错误，苟坝会议是在大胜后集体轻敌，形成错误共识否定毛主席。
（四）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就如科学家的发现和发明，不能通过投票产生一样，决策中尊重多数不是放弃真理。
（五）只是讲真理不够，还要坚持和实践真理，否则等于没有真理，最终要用历史实践来检验和衡量，而不看你曾经说了什么。
（六）头天开会被否定，过了一晚上就完全反过来了，如果当时躺平就彻底完了，因为没有选择躺平才胜利了。
（七）胜利的路必定曲曲折折，而人们的共性是想走捷径，直到取得胜利后还指责：为什么不走弓弦走弓背？
（八）会理会议上，主要领导事先统一思想，毛、周、朱意见一致，抓住要害坚决批评纠正，错误思潮才没能左右局面。
（九）反对毛主席的人，包括多次反对并反对错了的人，继续团结他们一道前进，这是伟人的胸怀和气魄。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领导力专业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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