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102岁生日。102年前，她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空里秘密成立，不被世人所知，不被世界看好，而她却用28年的短暂时间，打败了所有的对手，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进程。而今，她正以9500万的雄壮队伍，昂扬迈步在第二个百年征程。这令她的每一分子，无不为之而感到自豪！
抚今追昔，万念尤忆毛主席。
研究论之，“建党者众，而最为不同寻常者是毛泽东。”现将心得，分从8个方面与各位朋友共享，并欲求指教。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者
中国共产党建党，本文特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建党者，就是指的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人，即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的。这个地方，是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建国后称为兴业路76号。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提出举行纪念建党的活动，但他与当时在延安的董必武只记的是7月份开的会，但开会的准确日子记不清了，所以毛主席就决定把党的生日定在了7月1日。
史料记载，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开会的一共是15个人。这15个人，从参会的身份看，实际上是3类角色：
一是会议代表，是12人。包括：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
二是国际代表，是2人。一个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一个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柯尔斯基。这2人，实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指导者。
三是列席会议，是1人。这1人，即包惠僧，他是陈独秀派来参会的，他的角色定位，应是为陈独秀了解掌握情况的。
现在的党史研究，一般笼统称，出席会议的代表是13人。
除了这13个人外，我觉得还有两个人，也一定要算在建党者中。这两个人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因为，李、陈是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人之一，也是最早筹策成立共产党的人之一，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没有参加党的建党大会，理应也是当然的建党者。
这样算下来，建党的就是15人。这15个人，历史早已给出了结论。
脱党的3人：李达、李汉俊、包惠僧。李达，1922年夏，因难与陈独秀一起共事而脱党；李汉俊，1922年，因与陈独秀意见分歧而脱党；包惠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这3个人，显然是未能坚持党的初心。
被开除出党的3人：陈独秀、刘仁静、张国焘。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会议，但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二大、三大陈独秀被选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党的四大、五大，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7年7月，因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被共产国际停职，1929年被开除出党；刘仁静，1929年被开除出党；张国焘，1938年被开除出党。这3个人，无疑是走上了建党的反面，与党分道扬镳。
当汉奸的2人：陈公博、周佛海。陈公博先是1923年被开除出党，1938年随汪精卫投降日军，抗战胜利后逃往日本，后被逮捕，1946年被处死；周佛海，先是1922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38年随汪精卫投降日军，日军投降后被逮捕，1948年死在南京的监狱中。这2个人，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牺牲的5人：李大钊、邓恩铭、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李大钊，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逮捕，在狱中严守党的秘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27年4月28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被北洋政府绞杀而牺牲；邓恩铭，1925年、1926年、1928年三次被捕，1931年4月慷慨就义；陈潭秋，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在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何叔衡，1935年2月，随江西留守部队向福建转移时，与瞿秋白等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坚决不做俘虏，在长汀水口附近跳崖牺牲；王尽美，1925年8月在青岛病逝。这5个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被载入史册。
建国的2人：毛泽东和董必武。董必武，在党内的职务，自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29日召开，11月6日闭幕）始，连续当选为七届、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一中全会（1973年8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行政职务，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最高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1975年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中华民族的大英雄，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这就是我党的建党者。在岁月的流失中，在革命的大潮中，各自演绎了自己的政治路程，留下了迥然不同的历史痕迹。
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毛泽东参加一大时，不起眼，很土气，更不能与那些北大学生和留学生相比，这实际上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而事实则恰恰相反，毛泽东才是其中最为不同寻常的建党者。
二、设若毛泽东加入中国国民党如何
怎么会有这么个设问？又为什么在这里说它呢？我告诉诸君，这个设问是朋友问我的。在这里说这个设问，我以为它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认识毛泽东这个建党者。
一次与朋友聊天，谈及国共两党历史，他不无联想，奇特发问：“如果毛泽东不是加入共产党，而是加入了国民党，那共产党会是如何呢？”当然我理解，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说，共产党的其他领袖没有人能胜过毛主席，如果毛主席参加了国民党，那国共两党谁胜谁负就很难说了。
对于这样的一个设问，显然不具有可考的实质意义。不过，倒也不是完全空幻的无史可论，相反，毛泽东不但加入过国民党，而且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干出了相当的成绩。当然，毛主席参加国民党，与这位朋友的设问不是同一质的。毛泽东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工作。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要说到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决定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资料显示，参加过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刘少奇、彭湃、恽代英、邓中夏等。
但资料同时显示，毛泽东在这其中的作用又是较为突出的。
一是毛泽东受命参加筹备和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国民党一大筹备，和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对于中共来说，是一件须慎重考量的大事，因为这里面有国共两党的尖锐斗争。所以我们看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求，参加的“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参加，其中有20名共产党员。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被指定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发言。毛泽东在会上的突出表现，受到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和注意。1月30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大会选举，其中就有毛泽东。最终，毛泽东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这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二是毛泽东受命参加国民党上海和广州党部与国民党中央的工作。由史料看，毛泽东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一直到1927年6月宁汉合流为止，即国民党武汉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实际参加中国国民党工作长达三年半时间。
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参加筹备和出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两次当选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先后被派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广东省国民党执行部指导工作。这两个地方，当时几乎是国民党的全部地盘。毛泽东还身负重任，赴湖南省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列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史料显示，在毛泽东工作的每一个领域，他都作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他领导的国民党湖南省建党，成为全国国民党组织和党员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他接手的国民党宣传的烂摊子，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从有关的资料分析，共产党的建党者，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有3人，张国焘、毛泽东和王尽美。在这次大会上，张国焘和毛泽东同时又被选为了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但张国焘没有在国民党中央任职，而毛泽东却担任了国民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中宣部代理部长。我们说，这无一不表明了毛泽东的出类拔萃。
好了。我们再回到共产党建党者这个话题上来，看看毛泽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者。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分了前后两段完成的。前段会议，是在望志路106号召开的，时间是7月23日至30日。后段会议，是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召开的，时间是1天，有说是7月31日，有说是8月5日。
从常识想，8月5日更符合实际，因为要转移，要联系游船，还要妥善安排相关事项，又是在隐秘状态下，以那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7月31日要开会是很难的。
为什么要去嘉兴南湖上召开呢？是因为望志路开会的点已暴露，遭到了租界巡警的搜查，在上海再没有秘密地点可以开会。所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就建议去嘉兴南湖上开，认为租船在湖上乔装游客来开会比较安全，同时，为防万一还在船上布置了麻将牌。
这里还要交代一下，后段在嘉兴南湖上开会，不是先前的15个人都参加了，而是只有7个人，但毛泽东是七人之一。是这7个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由于是战乱年代，又是极机密状态下，中共一大开会的任何原始材料都没有保留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党的第一个纲领，也是后来在共产国际档案中保留的俄文本的译本。
也是由于没有原始材料，所以，现在就有人从个别人的回忆录中寻得只言片语，来臆想评价毛泽东在建党时很弱，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极不严肃的。
那么，如何分析呢？我觉得除了上述国民党这个点，还可以看中共三大的点。中共三大，毛泽东是中央执行委员会9名执委之一，排在陈独秀、李大钊之后。同时，毛泽东还被选为中央局委员，在5名中央局委员中排在第二，分管组织并任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工作，与陈独秀一起具名处理中央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的第二把手。
这两个点，从时间上说，仅距党的一大两年，这样回溯推及，我们就能看出，毛泽东绝非是很弱的建党者。我的研究，毛泽东恰是一名极为了不起的不同寻常的建党者。他的了不起和不同寻常，在于他在建党前已完备了身心历练，有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这是其他建党者远不能比的。
三、毛泽东是完成了“向真理蜕变”的建党者
现代有评论说，共产党的建党，与会的13名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就“如同是小知识分子俱乐部”。也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所以并不被共产国际看好。
那么，这13名代表的学业是怎样的呢？大体的归类是：北大学生4人，陈公博、刘仁静、张国焘、包惠僧（肄业）；留学日本4人，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师范学校4人，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王尽美；在校中学生1人，邓恩铭。正是以这个学业，现在的很多人把北大和留学的人看高了一眼。
但我们不能不说，那时的北大生，不是现在全国统考几百万考生中选拔的尖子，那时的留学生，也不是新中国选优秀大学生去外国的深造者。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在认知上忽略了学历和学力的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运动领导人萧楚女，几乎没上过学，完全是自学，但其才学出众，毛泽东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萧楚女就任干事，协助毛泽东编辑国民党《政治周报》，后任“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被称为杰出政治教官。
研究毛泽东，我们说他是极为不同寻常的建党者，正是说他以丰富的阅历，摆脱了小知识分子固有的缺陷，完成了“向真理的蜕变”。这种蜕变，准确的说，就是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志愿，与正确的解释了人类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契合。这种契合，使毛泽东的认知、视野、信仰、意志都远远高于了其他建党者。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大毛泽东17岁的何叔衡要追随毛泽东了。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结合点，就是毛泽东心中原有的强烈的报国志向，在寻找“大本大源”的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少年毛泽东就怀有强烈的报国志向。
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报考东山高小，他的报国情怀以《言志》作答，一气呵成，竟被校长惊呼“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之才”。在东山高小，毛泽东为自己取别名“子任”，强烈表达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志向。
1911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沙的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把政见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反对专制独裁的腐朽清政府。
在这两所学校，毛泽东的学力和学历发生了尖锐矛盾，学校的课程严重的吃不饱，更觉得找不到能实现报国理想所要的东西，所以，各读了半年就都退学了。
引人玩味的是，虽然在校时间短，但两所学校的老师都发现了毛泽东的非同寻常，“实切社会立论”，“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为什么要退学呢？联系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全过程看，就是他心中萌动的要寻找的“大本大源”，在这样的学校里找不到。这一点，在他给老师黎锦熙的信里，是表达的清清楚楚的，他要救国“动天下”，而他认为要救国“动天下”，就要“先动天下之心”，而要“动天下之心”，就要寻找“大本大源”。
毛泽东的这种“大本大源”的寻找，真正的契合是到了北京。
1918年8月，毛泽东受老师杨昌济函约，赴北京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京。他于这年的10月进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到次年3月离开，在京半年时间。期间，他与陈独秀进行过长谈，与李大钊进行过长谈，他的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12月，毛泽东带领百人“驱张”请愿团进京，于1920年4月离京赴上海。这是他第二次进京。这次在京期间，他读了能搜集到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的书，其中最主要的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由此，毛泽东完成了用马列主义“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认知结合，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觉悟世间法则，“河出潼关”，“风回三峡”，有“大势力”，必有“大抵抗”，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基本规律。
毛泽东后来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历史让我们见证了毛泽东的话，他确实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中，在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也无论受到怎样的冤屈，他都毫不动摇坚持信仰，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和世界”。
从建党说，毛泽东两次进京，又两次离京赴上海，而且两次在上海会见陈独秀，这其中就涉及到讨论建党问题。这也可从蔡和森与毛泽东1920年夏秋的通信中，关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讨论得到佐证。1920年11月，陈独秀、李达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党。这也是毛泽东1920年入党的由来。
回溯这些建党者，从当时的情况看，虽都积极主张建党，但其情态却是各异的。其中，不乏听得马列主义新概念而一时血涌者，也不乏只把马列主义当作理论研究者，还不乏参加建党的目的并非是共产党的初心者，那些脱党、叛党、被开除出党者，是说明了这样的结论的。
最终，只有完成了“向真理蜕变”的毛泽东，成为了天才理论家，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四、毛泽东是“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建党者
建党者的年龄，也是社会上的一个话题。13名建党者，年龄比毛泽东大的有5人，年龄比毛泽东小的有7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45岁，年龄最小的是19岁。13人的平均年龄是28岁，毛泽东的年龄恰是平均数。
在研究《毛泽东精神》的过程中，我曾惊奇地发现毛泽东一生平切的3个28岁，即享年84岁（中国传统计寿），平分为三个阶段，各为28年。第一个28岁，从1893到1921，我谓之“立志”，即毛泽东寻找到“大本大源”，最终立志信仰马列，建立共产党；第二个28岁，从1921到1949，我谓之“奋斗”，即毛泽东毁家兴邦踔厉奋斗，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第三个28岁，从1949到1976，我谓之 “探索”，即毛泽东“继续革命”祛“周期律”，最终避免中国“苏联化”。
我们知道，就在苏联解体的档口，中国也有人提出了类似苏联的解体方案，最终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老同志反对才没拿出来。原因何在？
毛泽东的《讲堂录》写着：“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正是毛泽东“不惜跌得粉碎”，以“身家虽死”之浩然正气，发动触及灵魂的继续革命，得以安国救民。
1921年的春节，刚刚步入28岁的毛泽东，注定要带领全家镌刻在中华民族的丰碑上。
大年三十的傍晚，毛泽东带领着毛泽民、毛泽覃，按照当地的习俗，兄弟三人到父母坟前作了祭坟。
大年初一，毛泽东吩咐全家早早吃了饭，然后召集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和弟媳王淑兰（毛泽民的媳妇）开家庭会议。
无父尊兄。毛泽东先是感谢泽民和弟媳在家打理日子，辛苦操劳，为父母送终。然后就和盘托出了动员全家共赴国难的意见。
毛泽东说，家里的日子难我是知道的，你们不说我也能体会到。而“家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难。”“救家必须先救国，国富民才强。”
毛泽东决定，家里的“田让给又穷又会种田的人去种，房子也让给种田的人去住。”牛和农具送人，欠人家的钱还了，欠家的钱不要了，连过年剩的熏鱼腊肉也送给了左邻右舍。
就这样，上屋场毛家，人走了，家没了。“国乱民不安生”。毛家的兄妹们，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人。
就这样，在上屋场开家庭会议的人，先是毛泽建，后是毛泽覃，接下来是毛泽民，一个个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著名作家任志刚说：“毛泽东将自己的亲人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加入了共产党，而其他党的建立者多是个人参与，可以随时随地轻松进出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这就是毛泽东，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建党者，一个“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建党者。
毛泽东有着极高的天分。一位研究佛学的长者，把毛泽东看成是白帝，谓之智慧超群。毛泽东的老师说他，人品好，才学高。我们有一万零一个理由相信，如果毛泽东为个人发家奔日子，上屋场的毛家，一定会是中国数得着的富甲一方的望族，然而，毛泽东没有给自己留后路，把全部的心血，把一家人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一家满门忠烈，弟弟，妹妹，妻子，儿子，侄子，六位至亲的人，先后为国捐躯。
有评论说，这不仅是在建党者中，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曾对我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毛泽东”。是啊！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毁家纾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私心，全家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长时间遭受污名诽谤，至今仍有下三滥往他及家人身上喷粪，实属邪恶至极，罪不可赦！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领导力专业委员会专家，原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精神》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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