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活动，领导活动与人的身体密切相关，经历了从身体在场到身体离场再到数字在场的时代变化图景。脱离物理身体、多空间、远距离的数字在场方式，革新了党领导活动所依附的社会背景和技术环境，去身份化效应、话语权分化、“没有组织的组织力量”和算法裹挟效应削弱着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给党的领导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基于此，锚定虚拟空间中党建引领机制创建、创新领导话语供给和表达机制、构建网络伦理体系、提升领导干部队伍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成为锻造数字在场时代党强大领导力的基本方向。
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成立至今100多年和全国执政70多年的历史已然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1]。保持卓越领导力，既是党长期执政的奥秘所在，又是其长期执政地位得以稳固的重要支撑。政党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活动和领导力建设逻辑深深植根于时代背景之中，与时俱进地加强自身建设、锻造强大的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常新课题。随着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全面介入与渗透，“数字在线”成为常态，时空界限几乎被磨平，社会关系走向“脱域”，一种脱离物理身体、多空间、“远距离的数字在场”的存在状态和在场方式应运而生。[3]数字在场时代的到来使党的传统领导理念、领导方式、领导体系面临着结构性冲击，党的领导力建设方略亟须适应性转型。探讨数字在场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既是对党的领导力建设领域新变化和新问题的及时关切，又可以为推动数字化赋能党建、提升党的领导力提供重要切入点。
一、从身体在场、离场到数字在场：领导与领导力的时代变化图景
领导存续于每一个时代、每一种社会形态之中，但是在不同时代的具体表征不尽相同。领导离不开人的身体这一前提要素，以身体的在场、缺席为线索切入，可以清晰勾勒出领导与领导力的时代变化图景。
（一）身体在场时代的领导与领导力
领导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活动，最为原始的领导活动只能依靠身体来展开。这时，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物理身体同时在场构成了原始领导活动的起点，人体各器官所见所闻所感的横向范围构成了原始领导活动的域值。身体在场时代的领导活动中领导者的领导行为，既离不开自身与被领导者物质身体这一存在前提，也离不开同时同地这一存在状态。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间是一种亲密却不可持续的领导关系。一方面，领导活动中的各方参与者必须都存在于同一时空之中，采用面对面的交流与对话方式，话语、神情、动作等都可以被及时捕捉，各方关切也可以得到明确回应，被领导者对领导者有着高度的认同和亲近感；另一方面，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任何一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动都会导致领导活动无法进行，原先的领导关系亦不复存在。可以说，身体在场时代的领导力是一种朴素的领导力，领导成效对先天生理条件和自然条件过度依赖，导致领导力的发挥受制于距离、场所而不完全是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或领导艺术高低。此空间的领导者无法影响彼空间的被领导者，此空间存在的领导力无法影响彼空间内的领导活动。随着分工的细化和改造世界范围的扩大，人们对领导活动和领导关系的跨地区存在有了迫切需求，突破身体全程在场式领导的局限性成为人类领导实践的前进目标。
（二）身体离场时代的领导与领导力
制造和使用工具以突破时空限制、延伸身体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方式。随着文字、图片、音像等记载和传播工具的出现，人类不仅可以在异地、任意时间段内学习前人的经验与成果，还可以传播和延续本时空内的知识与文化，领导活动由此进入了身体离场时代。相对于身体必须在场时代的领导，在肉体缺席的情境下开展的领导活动其领导成员更多、领导范围更广、领导时间更长。书籍、图片延伸人的视觉，广播、电话延伸人的听觉，电视、电影同时延伸人的视觉和听觉。借助不同媒介的传播优势，领导者可以“接触”到远距离人群，这极大地延伸了领导范围；领导者的领导思想、领导方略和领导经验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被长久保持、反复传播，领导活动可以跨越时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最初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带有权力强制性的领导关系与方式。而后，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弱化，职能分工的性质加强了。脱离物理身体条件制约，领导力自然也能够影响更大范围。领导者的文字能力、形象、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慢慢取代地域、自然环境成为决定领导力高低的关键因素。这时，加强领导力建设成为每一个优秀领导者的必做题。
（三）数字在场时代的领导与领导力
诚然，文字、音像、广播等传播介质的移动性超越了人的生理极限，信息能够瞬间到达某地，知识、经验、技能可以广泛传播，领导活动不必身体在场。但是，在享受突破物质身体束缚而实现异地领导的同时，人类又抑制不住对身体在场时面对面、亲密无间交流与协作的渴望。数字在场的新方式满足了人们对既突破物理身体限制又保留肉身体验感的双重需求。它以虚拟现实技术和数字网络平台为依托，延伸着物理身体的视觉感知能力，重新定义了“在场”与“不在场”，并“通过建构能感知的虚拟身体形象承载了身体”[4]，在没有物理身体参与的情况下人们依旧可以获得全方位的沉浸感和体验感，存在与真实被重新定义，虚拟存在就等于真实存在，数字化身在场就等于物理身体在场。数字在场的新在场方式引发了领导生态体系的全面变革，为领导活动置换了一个多中心多节点的赛博空间背景，领导活动就此拓展到了虚拟空间。一方面，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借助移动媒介在云端实现异地且实时化交流，虚拟领导、虚拟团体涌现，成为领导活动的全新内容，领导关系走向虚拟化的同时提升了领导效率；另一方面，在去中心化的虚拟空间背景下，由数字化身代替物理身体进行活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界限不可避免地模糊化，传统的领导权威式微，领导关系更为民主化和多样化。此时，由数字化身参与的虚拟领导实践所表现出的虚拟领导力成为领导力的全新内容。领导力的呈现也不必再局限于文本、视频，而是拓展到感知领域，可视化、临场感、互动性成为展示与传播领导力的主流趋势。
二、数字在场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的实然困境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锻造于100多年的伟大领导实践，是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组合。数字技术及其推动的数字在场时代革新了党领导活动所依附的社会背景和技术环境，党的领导力面临着新挑战。
（一）去身份化效应削弱党的政治领导力
政治领导是党全部领导活动的核心内容，强大的政治领导权威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领导是由具有强大影响力、号召力的领导者发起的，自然对应着相对稳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群体。领导力不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其展示的是领导者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代表着被领导者对领导者领导地位、领导行为、领导方式的认同，是一种领导权威。在新中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活动的开展、领导地位的形成、领导力的锻造正是党强大政治领导权威的突出表现。没有强大的政治领导权威就没有绝对的领导地位，更没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
数字在场作为跨越物理空间和赛博空间，连接人、事、物、场景的新交互方式，具有明显的去身份化效应，消解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威，冲击了党的政治领导力。首先，数字在场时代的领导活动场域所依托的是一个全新的多中心多节点的数字空间，“促进了分散、非等级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5]。所有不论性别、年龄、身份、职业、阶层等“触网”的人都被容纳到数字空间，领导活动等各种社会活动的开展并不必然遵循原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而是天然排斥原有的权力和权威体系。其次，数字在场“把自我和身份截然分开，造就了一种仅仅存在于行动和语言中的无实体身份”[6]，所有在线用户都可以轻松塑造多重的数字化身份，原先不同群体、阶层之间人的区别消失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消解着传统领导权威。再次，数字在场时代改变了党政治权威所依赖的传统权力结构。信息、知识“演变成当今品质最高的权力”[7]，只有掌握数字信息、善于利用数字技术的群体才能更有效地影响他人，得到追随。随着信息生产与话语传播逐渐被快速壮大的网络数字平台把控，社会权力进一步转移到数字平台手中，原有权力格局被打乱，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受到冲击，党在社会群体中的政治归属感和组织认同感也开始被消解。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必须有效应对数字在场时代带来的去身份化效应，维护党的政治领导权威。
（二）话语权分化削弱党的思想引领力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体现，思想引领力直接关系到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关系到党的执政安全。诚然，“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8]178，党的执政话语等主流话语在强大的国家权力支撑下有力排斥着所有异质话语，占据着绝对的话语主导地位，但是，进入数字在场时代，话语权走向分化，多元话语并存于话语空间，党的思想引领力、价值导向力面临新的挑战。
信息技术革命与数字媒体平台搭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场域，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现实差异对信息获取、话语生产和传播的影响被明显弱化，平台用户可以随时参与到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之中。此外，一部分善于利用自媒体的人转而开拓新的议题和话语领域，成长为新兴话语领域的意见领袖，话语主体走向多元。在各类数字媒介的加持下，在“用户=流量=财富”的推动下，这些话语主体由自发走向自觉，积极制造公共议题、发展草根文化，最终在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中形成了多元话语并存、互动、博弈的新话语格局。大量迎合流量市场的数字信息被优先生产并快速扩散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之中，在话语受众单次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具有内容深度、历史厚度的主流话语被冷落以至于无人问津。长期浸染在这些重视觉冲击轻优质内容、泛娱乐化的快感信息洪流之中，话语受众的理性思考能力下降、认知简单化，主流话语的吸引力下降。话语权分化、多元话语并存既意味着话语数量迎来指数级增长，也意味着异质性话语的同步滋生与隐蔽传播。思想舆论阵地没有真空地带，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应对话语权分化、多元话语格局的冲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领导权。
（三）“没有组织的组织力量”削弱党的群众组织力
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一经组织起来，就会迸发出强烈的历史主动与历史创造精神。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内容，群众组织力的大小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前景。能不能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为实现党的意志和主张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的核心课题。数字在场时代开展集体行动不再单纯依托传统的组织力量和方式，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力形成了新挑战。
“没有组织的组织力量”充斥在虚拟空间之中，“群体的形成现在变得如探囊取物般容易”[9]，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存在的意义遭受怀疑。一方面，社交软件搭建了数字在场时代人与人协同合作的工作空间、提供了联结工具，逐渐成为虚拟空间中一切群体活动的虚拟组织者。相较于官方渠道，人们会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获取信息、表达诉求、参与政治生活。在技术赋权下，一些网络意见领袖成长起来并聚集着各自的粉丝群，代替着党组织的某些作用，降低了党组织在人民群众中的存在感，党在虚拟领导活动中的组织领导地位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不同身份、年龄、肤色、阶层的社会成员自由进出赛博空间，在不同的数字媒介平台上对话、交流，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人与信息、人与社会的联结与互动方式，在突破传统圈层划分限制的同时，“一种以共同兴趣爱好、情感体验、情绪感染的群体划分成为可能”[10]，聚集为一个个网络圈层。网络圈层化交往与传播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明显，圈层间壁垒高筑、相互对立，造成党组织领导力的真空地带，为异质话语和其他组织留下了活动空间。党的群众组织力必须应对“没有组织的组织力量”的挑战，重筑组织领导的合法性，提高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
（四）算法裹挟效应削弱党的社会号召力
作为特定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代表，政党产生于社会之中并领导、影响社会发展进程，政党的社会号召力正是维系两者关系的纽带。把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力量团结起来，为共同的政治目标、理想愿景而努力，是党社会号召力的全部内容，也是党对社会领导力影响力的集中表现，反映着社会对党领导的认同程度。强大社会号召力的前提自然是社会共识的形成，然而，数字在场时代，随着算法逻辑的全面渗入，技术理性战胜价值理性，不仅使得党的社会号召力赖以维系的思想基础和主流价值被消解，还引发新的社会分层，诱发价值对立，加大了党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党的社会号召力受到挑战。一方面，算法世界崇尚流量、追求快感，使得大量迎合流量市场的数字信息被优先生产并快速扩散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之中。泛娱乐化环境“让我们将更多一些、再多一些的时间耗费在数字空间里，不断地像小白鼠一样运转、从事数字劳动”[11]，生理快感战胜一切，主流价值、理想信念等理性道德无人问津。在算法搭建的数字在场环境中，人的在场方式遵循算法的构建逻辑，主体精神沉浸在算法构建的代码世界，“基于大数据与计算系统的算法成为最大的沟通规则”[12]，社会公众只需要按照算法规则行事而不需要社会主流价值的引领，这其实是在瓦解党进行社会号召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算法偏见和算法歧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价值冲突，并且会诱发群体性对抗或隐形的社会分层”[13]。算法技术捕捉用户每一次点击、点赞、转发、评论甚至不经意浏览的“痕迹”，高度解析用户，制作用户需求画像，为满足用户偏好定制化推送信息，大大强化了用户的个人感受和价值取向。在算法推荐技术的“过滤”下，大量同质化、单一化的信息不断向特定主体推送，个人信息接触面越来越窄，最终困在“信息茧房”之中难以自拔，形成了新的社会分层。这些社会分层又秉持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算法技术的加持下，同一社会分层的观点和价值取向被固化，不同社会分层间价值取向严重对立，导致群体极化，大大增加了凝聚共识的难度，不利于党对社会的全面领导与整合。
三、数字在场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建设的应然之举
（一）锚定党建引领机制创建，确保党在虚拟空间中的领导地位
党建引领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地位、打通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方式。没有扎实的党建工作就没有党强大而又贯彻到底的领导力。党的领导实践证明，与时俱进地改善党建工作引领方式、创新党建引领机制，是提升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关键之举，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数字在场时代，人类生产生活向虚拟空间延伸，符号化身体脱离现实身体束缚，引发身份认同和价值共识危机；各类领导主体、各种新兴组织力量无差别化涌入，引发异质话语入侵、算法滥用、数字平台垄断等新问题，党的领导工作面临新课题新挑战。
锚定虚拟空间、虚拟领导活动中的党建引领机制创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首先，要建立健全虚拟党小组和党支部，完善虚拟空间中的党组织体系。党的全部领导活动和工作都依靠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团结的组织队伍，要想在虚拟空间中继续发挥党的引领作用，必须成立虚拟党组织，确保党领导范围的全面覆盖。以虚拟党组织为依托，一方面，紧密联系网民，开辟宣传阵地，捍卫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另一方面，为把党的领导活动引入虚拟空间提供渠道，探索创新党的虚拟领导方式，提升党的虚拟领导力。其次，搭建党组织领导、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治理平台，形成治理合力。在虚拟现实技术搭建的虚拟空间中，“同时经历同一个虚拟现实的人可能不止一个，而所有人的‘动作’又都影响着这个‘空间’”[14]，这就决定了虚拟空间的治理离不开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只有以虚拟党组织体系为圆心，积极吸纳各方组织力量，才能形成虚拟治理共同体，共建网络良好生态。再次，积极利用先进数字技术赋能党的虚拟领导活动和领导力建设。数字化技术全面渗透生产生活各个场景，推动着社会、政治各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重要载体”[15]。利用数字技术使得党的领导活动全程实时“在线”，化被动为主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打造虚拟形象，具化党的领导力；利用算法技术形成用户画像，有针对性、有计划地改变领导策略和方式，提升党的影响力。
（二）创新领导话语供给和表达机制，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吸引力
纵览人类政治发展史，统治阶级都会不约而同且不遗余力地把仅仅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观念“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8]180。而这些被赋予普遍性形式、包装成共同性价值追求的思想，就成为统治阶级的话语体系，“在民族和国家内部发挥着重要的凝聚、融合以及教化的作用”[16]，是所有政治力量特别是执政者必须掌握的战略资源。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自身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建设，从局部领导走向全国领导，顺应党领导环境、领导实践、领导方式的每一次转换、每一次深入，党的领导话语体系经历了“从‘局部’到‘全面’的空间拓展，从‘革命’到‘改革’的动力再造，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延伸”[17]的演变过程，实现了领导实践与领导话语的同频共振，提升着主流话语的时代吸引力。
在“沙皇退位，个人抬头”[18]269的数字在场时代，数字技术及其关系重塑了社会互动和沟通方式并日渐扩散至社会控制领域，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改变了领导场域与政治发展进程，传统领导话语地位受到多元话语主体的冲击，主流话语影响力下降削弱着党的思想引导力，领导话语从维护绝对权力到维护绝对权威的转变与创新已势在必行。以提升领导话语权威为目标指向的领导话语创新活动具体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领导内容供给机制创新，二是领导话语表达机制创新，体现了话语内容与话语形式的内在统一。党的领导话语是以党的领导实践构建起来的，推动数字时代党领导话语内容创新自然要立足于数字在场时代党的领导活动。一方面，从新实践新变化中总结升华党的领导理论体系，为领导话语增添新概念新范畴新内容；另一方面，以数字时代实现长期执政、维护党全面领导核心地位的现实课题为导向，在回答新问题中优化党的领导话语供给。随着领导话语传播活动全面转向感知领域，可视化、临场感、互动性成为话语传播主流。利用数字通信技术与互联网平台的数字化媒体不断打造与定向化推送可视化、音像化等多感知性信息，竭力为用户营造沉浸式体验，成为领导话语表达创新的重要突破口。首先，领导话语传播要更为关注话语受众需求，依托移动媒体与互联网，以实时交流互动代替单向度的自说自话，使得领导话语更具亲和力与感染力；其次，借助数字媒介和虚拟现实技术，创设独特的语境，打造临场感，增强领导话语与话语受众之间的黏性。创新领导话语供给和表达机制，增强主流话语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同时维护主流话语权威，会有力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
（三）积极推动网络伦理构建，提升党的价值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不仅仅体现在领导方式、领导方法等器物层面，还表现为全党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吸引和价值引领。党的价值领导力直接关系到社会共识的形成，决定了党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大小。以远大理想为导向，建立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水平和需求相适应，能够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价值领导力的主要内容，体现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进入数字在场时代，随着领导活动向虚拟空间拓展，党的价值领导边界自然也要向虚拟空间延展，用价值影响力破解虚实空间的脱节与对立。同时，在数字在场的新维度，话语权分化削弱党的话语权威，多元话语主体又挤占党的思想领导力空间，泛娱乐化的代码世界霸占着人的注意力，数字身体遮蔽着人的主体性，引发了新的价值危机和身份认同危机。党的领导力建设需求和数字空间的价值危机迫切需要共同的思想基础，也呼唤着党发挥价值引领的作用。
提升党的价值领导力，必须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筑牢数字在场时代的共同思想基础，以消解价值对立、凝聚最大共识。网络伦理的核心是要回答人与智能机器（计算机、电脑以及未来的智能生命）的关系中应当如何的问题，这不仅包括一定的行为要求和伦理规范，还应该引入对自身的负责和反思观念，使网络空间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和公共空间能够在微观生活中发挥其赋予权力和解放性的功能。具体来说，构建网络伦理体系，首先，要完善网络法律体系，为网络伦理奠定法治基础。说到底，网络空间的活动和行为是现实生活中人类活动的折射，网络世界不是法律真空地带。调节虚拟空间中的领导关系，规范领导活动，保障个人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都需要依靠法律制度。其次，要坚持多方协商的原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伦理体系。有意义的伦理规范表现为人的自觉践行，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之上。数字在场时代，数字化技术对人的身心形成“座架”，代码构建的符号化身体“具有了在身体性主体之外的存在，也生产着不属于身体性自我的意义和世界”[11]，身份认同危机、过载的网络价值引发了网络社会失序，建立网络伦理、营造良好网络生态成为公共性需求，急需党回应与统筹各方关切，在沟通协商中确立网络伦理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再次，要坚持网上网下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加强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诚然，数字在场的形式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感官体验，但是，数字身体不能代替肉体的感受，数字在场也不能代替身体在场。数字在场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发挥数字技术正面效应的关键就在于加强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在线上线下的文明建设中实践网络伦理体系，缔造虚实生活之间的情感纽带，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四）加强领导干部队伍数字素养和技能培训，提升党的数字领导力
作为党的肌体的细胞、党领导活动的微观主体，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直接决定着党领导力的大小。数字在场时代，多元领导主体成长起来并获得话语权力，党的政治领导权威性被解构，长期处于被动回应舆论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各级党组织、各地政府使用数字化工具时存在数字鸿沟，在透明化平面化的网络空间中集中显露出来，造成党的领导力强弱分层和领导力建设混乱等局面。与此同时，西方异质意识形态话语借助强大的数字技术优势更为隐蔽地渗透进我国网络空间，频繁煽动舆论、制造议题对立、放大消极情绪，冲击我国话语主权，威胁党的领导安全。巩固话语主体地位、维护领导主权与安全、提升领导力，必须着眼于提升每一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和技能，从而使其切实承担起数字在场时代的领导责任。
提升党员干部队伍数字素养和技能，首先，要全面更新党员干部队伍的领导观念，使其从命令者变成服务者、从决定者变成引导者、从控制者变成沟通者。数字化革命使人类“获得其他数不胜数的非原子世界的事物。技术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选择，甚至是自由”[18]14，知识垄断地位应声瓦解，传统权力主体失去神圣的光环，陆续走下“神坛”。提升政治权威成为获得影响力、领导力的必然途径，而权威的获得不仅仅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更依靠与被领导者的情感共鸣、心心相印。其次，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数字化工具应用能力。数字在场时代，数字化工具在党的执政实践与领导活动中的应用是必然趋势，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利用各种数字媒介、传播渠道深入到公共话语空间，收集群众意见、主动引导舆论方向、及时回应民意，提高工作和服务效率。再次，要加大对党员干部队伍数字媒介治理能力的培训力度。数字在场时代，数字媒介平台成为党领导活动的新载体，党的虚拟领导力集中体现于对数字媒介的引导和治理。提升数字媒介治理能力，包括以政治逻辑统摄技术逻辑、资本逻辑，规范数字平台发展；依法打击扰乱网络话语空间秩序的言论与行为，及时进行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整合各部门资源，形成媒介治理的联动机制，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领导力锻造是一个久久为功、驰而不息的建设过程。“任何在自身建设的活动方式和物质载体上老是停留在传统的落后的状态的执政党都是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需要的。”[19]数字技术创新不仅催生经济发展新形态、推动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还把人类活动延伸到虚拟空间之中，形成数字在场的全新存在方式。党的领导力建设应该主动观照数字在场时代的新需求，在应对技术变化带来的政治权威削弱、话语权分化、“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涌现、算法滥用的现实问题中锻造出强大的时代领导力，展示出党的先进性，使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人类活动将进入虚拟相交的元宇宙，人类将再一次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和生存面向，党的领导力建设又会面临新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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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华诺，女，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信息来源 | 《领导科学》2024年第3期
中闳采编 | 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