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管理学在某些方面
越讲越像毛泽东（上）
管理学领域中的复杂性、后现代与毛泽东
李凯城
近些年，西方最前沿的管理理论话题，大都集中在复杂性和后现代，许多研究成果在某些方面越讲越像毛泽东的管理思想。对于这种发展趋势，若只举出一些实例加以证明，不足以令人信服，有必要走进百年管理史、穿越“管理理论丛林”，从科学认识论的高度阐明这绝非偶然，而是信息时代对组织管理的内在要求，是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
一、从管理是一门科学谈起
管理是组织为适应外部环境，有效利用资源，实现自身宗旨而展开的系列活动。因此，有人类社会就存在管理，就有了如何提高管理实效的问题。无论东方西方，在保留下来的古代文献中，均可找到大量管理方面的内容。如中国先秦诸子的管理主张，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管理学说等。但大家是否注意到，所有教科书讲现代管理学起源时，几乎都从泰勒的科学管理说起，泰勒被公认为科学管理之父。这是为什么？
管理思想与管理科学是两个概念。凡能概括管理活动规律、指导管理实践的，均可称为管理思想。成系统的管理思想即为管理理论。所以，管理理论古已有之。而管理科学却不同，特指用现代科学通用的方法研究管理问题，所得出的确定无疑、可重复验证的理论成果。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确属美国管理学家泰勒所为。
科学方法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研究方法。它与传统的、以思辨为主的认识方法不同，突出强调了观察、分析、假设和实验验证。牛顿关于力学的研究可作为这种方法的经典之作。
自古以来，物体间存在相互作用的现象一直为人类所关注。这种相互作用的原理是什么，如何利用这些原理造福社会，古代科学家做过大量探索。17世纪，英国科学家牛顿受苹果落地现象的启发，将不同领域物体间的相互作用统一概括为“力”，并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提出力有三个基本定律。然后运用这三个基本定律，对大到天体物理，小到寻常世界的各种物理现象，给出统一的解释。为了验证自己的观点，牛顿根据力学三大定律，对太阳系诸行星的运行轨道进行分析，提出还应该有一颗未被发现的行星。后来，通过大倍数的天文望远镜，人们果然观察到了这颗行星——海王星。牛顿的预测被证实，他提出的力学三大定律由此获得科学界普遍认同，成为近代物理学的奠基石。
从牛顿的力学研究可以看出，科学方法一般由以下步骤构成。①从现实世界中抽取部分现象，将其与环境剥离，视为孤立系统，以便开展研究。客观世界本是紧密联系的整体，人类很难上来就对整体加以认识和把握。所以，必须进行抽取和剥离。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这种剥离工作通常在实验室中进行。而社会科学研究中，则是“假定其它条件不变”。②对抽取出来的系统进行分解，找出其主要构成，排除次要因素。即人们通常说的科学分析。科学分析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停地去分，通过一层一层地分解、剖析，逐步揭开神秘世界的面纱。③对系统整体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观察，努力发现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如果现象不是重复出现，而是没有规律的，就无法研究，也没必要进行研究。④借助原有的科学知识或给出新概念，对规律性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理论假设，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整体现象。提出假设是全部研究活动中关键性的一步。既依赖于仔细观察，长期积累，也需要大胆设想，勇于创新。⑤运用理论假设解释已知现象，预测事物的变化发展，并设计专门的实验，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科学实验应该是完全客观的、可重复验证的，即他人做同样实验，应能得出相同的结果。⑥如实验成功，理论假设即被认定为科学定理；否则，继续探索，以形成新的假设。所谓科学研究，就是“观察——假设——验证”反复进行、不断深入的过程。⑦探讨已经证明的各科学定理之间的关系，遵循不矛盾的原则，用科学定理构建出理论体系。理论体系一般由公理、定理和推理构成。所谓公理就是最基本的、不容质疑的定理，一般情况下，由公理应该能够逻辑地推导出其它定理及全部结论。⑧以理论体系为基础，继续探索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这种永不满足，持续改进的态度，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容。
牛顿力学的成功对物理学及西方近现代科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经典物理学的研究方法被认定为最可靠、最可取的科学方法。只有借助于这种方法得出的研究成果，才被认可为科学知识。各门学科纷纷向物理学靠拢、取经，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事业为之一新，从此进入由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组成的现代科学阶段。
牛顿力学对科学研究的影响有多深远，仅举一个小事例。大家是否注意到，管理学像许多学科一样，对力的概念也十分偏爱，动不动就提出一种“力”，什么领导力、决策力、组织力、文化力、影响力，等等。好像只要提出某种“力”，相应的管理问题便有了答案，就算了不得的研究成果。这大概也是受到牛顿力学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否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各门社会科学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发展起来的。例如，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古已有之，但讲现代心理学的创立，却是从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算起。为什么？因为实验方法的引入，标志着心理研究从此步入科学的轨道。再如，有人类社会就有了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不少研究成果至今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可是，社会学却推崇法国科学家奥古斯特·孔德为其鼻祖。为什么？不仅是因为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指出了这门新学科的“实证”性质，强调社会学与传统哲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引入科学方法，确保了社会问题研究的科学性。又如，西方自产业革命后，经济始终是社会生活的重头戏，经济研究一直是思想家、理论家的挚爱和首选，涌现出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等一大批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可现代经济学讲自己的历史时，却将20世纪初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作为创始人。认为是马歇尔将均衡分析为核心的一整套科学方法引入经济研究，才使这门古老的经世济民学问，发展成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总之，近代以来，科学精神在各个领域高歌猛进，科学方法被视为攻无不克的制胜法宝，科学知识由此获得与真理等同的崇高地位。久而久之，科学的就是对的、好的，这一理念深入人心，固化为社会大众的信仰，进入人们的潜意识。谁不相信科学，马上会被贴上愚昧、落后、顽固的标签，受到讥讽和蔑视。甚至连历史上与科学格格不入的宗教，也开始尝试着与科学联姻，借助现代科学知识来增强教义的可信性。
二、科学管理的得与失
上个世纪初，正是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启迪，美国工程师泰勒将科学方法引入管理问题研究，提出了科学管理的概念。
泰勒在管理学史上大名鼎鼎，可泰勒制的起步却十分简单。泰勒受过良好的工科教育，熟练掌握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他发现，当时工厂的日常管理和工人劳动全凭经验办事，存在大量不合理现象，只需稍加改进，便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例如，炉前工往炉膛送煤用铲子。太大了，工人用起来费劲；而过小了，一次送煤的数量又偏少。泰勒尝试着用科学试验方法，研究铲子究竟设计成多大为好。最后的结论是，工人每锹铲煤21磅，可以达到费力少而铲运量大的最佳效果。
泰勒不断通过试验方法研究与工效有关的问题，如搬运生铁的动作、休息时间的安排，员工的薪酬水平和发放形式，等等，并陆续获得一批成果，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篇之作《科学管理原理》。今天重读这部开篇之作，许多人都会有失望的感觉：作者并没有什么惊人发现，也没讲出多少深刻的道理。书中的一些内容，如对劳动工具的研究，似乎不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范畴，而应归为工效学。但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仍称泰勒为科学管理之父，公认泰勒创立了现代管理学？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是泰勒首次在管理问题研究中引入了科学方法，管理学由此步入科学的殿堂。
由于泰勒的研究代表了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社会反响十分强烈。一时间学者趋之若鹜，很快便取得一大批研究成果，进而搭起了现代管理学的基本框架。
例如，用科学方法研究激励问题，提出“经济人”假设，将其作为公理，推出“大棒加胡萝卜”式的激励思路，并形成与之对应的“明确分工、量化标准、严格考核、严明奖惩”等一整套管理员工的办法。
再如，用科学方法研究决策问题，根据“理性人”假设，提出各种决策理论及相应的决策模型，大量引用数学方法和计算工具，推出规划论、决策论、排队论、网络计算等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管理学研究中的管理科学学派。
又如，用科学方法研究组织问题，对大到机构如何设置、职责如何划分，小到管理幅度多大等各种实际课题进行实证研究，形成了以法约尔的十四条管理原则、韦伯的“科层制”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成果，直接指导了现代组织的机构编成和机制创立。
又如，用科学方法研究领导问题，围绕领导特质、领导行为、领导情境等题目，先后拿出领导品质模型、管理方格理论等一批研究成果，指导了领导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形成了明显有别于传统领导理论的领导科学。
西方在科学管理研究方面成果丰富，学派纷呈，常令人眼花缭乱。许多人虽然认可和倡导科学管理，可对究竟什么是科学管理，却始终没能真正搞明白。其实，科学管理不是空洞的口号，也非特指某种或几种管理学说，而是指充分体现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三化”管理，即合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管理。所谓合理化，就是通过科学方法找出规律，也就是“理”，然后按规律办事，使管理活动因合理而有效。所谓规范化，就是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管理工作标准，然后通过法制手段加以实施，确保符合规律的管理行为不走样地长期坚持。所谓精细化，就是永不满足，精益求精，持续努力，深究细研，不断提高管理工作合理化水平。
多年来，西方管理一直在发展，几乎年年都有新理念、新经验、新工具推出。但万变不离其宗，其主体始终是体现“三化”特征的科学管理。例如，近些年国内外普遍重视，被视为质量管理“保证书”、“通行证”的ISO9000管理体系，就是西方科学管理理念与方法的集大成。它提出的质量管理八项原则、改进质量的“PDCA”工作法，都是合理化、规范化、精细化要求的具体体现。有人将ISO9000管理体系概括为“四个凡是”：凡是要做的必须写出明确要求，凡是要求的必须照着去做，凡是做过的必须留下纪录，凡是纪录就有人在事后进行检查。这确实抓住了科学管理的要旨。
再如，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大企业十分推崇平衡记分法，称之为最有效的战略管理工具。其实，平衡记分法并不神秘，不过是在考核管理者业绩时，将原先单一的财务指标改为一套综合指标，以防范职业经理人出于个人利益考虑，在经营管理中搞“单打一”等短期行为，从而确保企业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利益。可见，换汤不换药，平衡记分法不过是科学管理的一种新工具。
又如，“六西格玛”也是近年来倍受好评的管理办法。据称，全球500强企业大都引入这种办法，且明显提高了管理水平。说的好不热闹，可仔细研究会发现，“六西格玛”不过是一种统计指标，用于解决管理标准的精细化问题。能提出“六西格玛”水准的工作标准，标志着西方管理的科学化已达到相当程度，值得推崇。不过，在各项工作中如何制定“六西格玛”水准的指标，如何保证这些指标的实现，有大量具体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三、管理学能够有多“科学”
西方管理研究虽然一直沿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可没走出多远就遇到了麻烦。
例如，管理主要是管人，管人首先要解决被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问题。科学管理将“经济人”作为公理，由此推出大棒加胡萝卜式的一整套管理办法。猛一看，十分合理，无可挑剔。可发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霍桑试验”，却对其根基——“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在“霍桑试验”基础上形成的行为科学，虽然坚持用所谓科学方法研究人的行为规律，但对人性的认识却丰富了许多，先后提出“社会人”、“复杂人”、“文化人”等理论假设。对人性的认识深入了，管理办法随之改变。例如，要管理“社会人”，势必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要管理“复杂人”，自然强调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多种手段相配合；要管理“文化人”，就需研究文化如何形成、如何改变，直接导致企业文化理论的提出。至此，西方管理学在科学管理这一主脉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出现行为科学、企业文化等人本管理思想，初步形成了以科学管理为主，以人本管理为辅的整体格局。
再如，管理的核心是决策，决策的要旨在选优。科学管理曾以“理性人”为公理，要求决策时充分考虑一切条件和可能，比较各种决策方案，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最优化。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西蒙在研究管理者实际决策过程时发现，人们并非要等收集了一切数据，制定出多种方案，充分考虑到所有条件和可能后，再去做“最优化”决策。而大都是以“满意”为原则，凭籍“有限理性”、有限信息来决策，而且决策过程难免受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西蒙的这一发现，直接冲击“理性人”假设，动摇了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的各种决策理论和模型，使人们对管理决策究竟能有多科学产生了怀疑。人们开始关注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管理决策理论的面貌为之一新。西蒙本人也因此获得1978 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又如，西方领导科学最初关注的是领导特质，希望通过研究，找出成功领导者普遍具备的素质，以指导领导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可研究后发现，成功领导者各式各样，很难找出共同的东西。于是，领导科学转向研究领导行为，希望发现领导的哪些行为有助于其成功。这一探索同样不成功。因为研究后的结论是，领导行为需要视情境而变化。领导科学不得不再次转向，开始研究领导情境，希望找出情境与行为之间可对应的关系。研究成果之一为权变理论，即领导者必须学会随机应变。至此，领导科学走入了死胡同。因为，如果一门科学研究了半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你自己看着办吧”，这门科学又有多大价值？该如何存在下去？正是因为对领导问题的研究在科学化道路上走不下去了，才导致基于实际经验的“领导力”概念近些年开始在西方风行。
管理领域的“科学”研究屡屡碰壁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现代管理学虽然专家众多，“成果”丰饶，却始终未能像其他学科一样，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主干，被美国管理学家孔茨概括为“管理学理论的丛林”。这给人们学习管理带来很大麻烦——不知该学点啥，信点啥。为什么管理学研究会出现“丛林现象”？无非两点原因：①构成管理学研究基础的公理未能确立，或受到了质疑。就如同理论之树缺乏深粗牢固的根须，自然长不高，长不大。②管理学研究者大都各自为战，自说自话，满足于栽种点花花草草，很少展开培育遮天巨擘所需要的团队作战。
科学管理的现状使人反思：管理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问？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这些问题的实质是，管理问题到底能不能用物理学等经典科学方法加以研究。
四、不够“科学”的何止管理学
其实，够不上“科学”标准的何止是管理学。整个社会科学都存在这一问题。
例如，心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虽然研究成果不少，却相继呈现出一种窘态：“可靠的不管用，管用的不可靠”。即学术界按科学方法拿出的“研究成果”，大都不足以解释复杂的现实，更无法为社会实践提供有效指导；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用经验，又离“科学”的标准差距甚远，不足以使人确信。这一现象几乎伴随着社会科学而产生，只不过研究越深入，成果越丰富，问题则越明显。按说，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指导社会实践。如果费了半天的劲，搞出来的成果不好用，甚至根本用不上，这种“科学”的价值不免要被打上大大的问号。
经济学就别提了。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给出这样的高论：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每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自私自利的！那是说，每个人在有局限的情况下都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无论是勤奋、休息、欺骗、捐钱……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作为一个基础假设，任何人都不应有异议，而人的本质究竟是否自私却无关宏旨：重要的不是人究竟是怎样（那是心理学、生理学或哲学上的事），而是我们要假设人是怎样的。”
为了所谓的科学方法，为了构建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先确定一个基础假设，而且不准别人质疑，这还叫科学吗？这符合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吗？建立在这种基础假设上的经济学理论，又怎能令人信服？难怪有人将越讲越高深、越玄妙的经济学理论称之为学术童话，夸赞某些经济学家“打哪指哪，百发百中”。
对习惯于自说自话的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们曾当面质疑：“你们真的相信这一套？”得到的回答是：“这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如果不做这些假设，就什么都无法做了。”
瞧，还是只能如此，别无选择，真是岂有此理。如同有人肚子痛来到医院，医生看都不看，就说“准备手术吧，切除阑尾”。患者问，“你怎么知道我得的是盲肠炎？”医生回答，“对不起，我只会割盲肠。其他便无能为力了。”面对这号经济学家、这类研究成果，恐怕对网上出现大量讽刺经济学的段子，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奇怪了。
不过，也不宜因此责怪经济学家。深究起来，这套研究方法来自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体系中，公理就是前提，而前提是不容质疑的，否则就无法进行逻辑推理，无法建立理论体系。至于前提从何而来，前提错了怎么办，亚里士多德未曾解释。
由于传统科学方法在研究社会问题时的适用性受到质疑，所以有人提议，应区分学科性质，慎用科学二字。并根据是否适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各门学科按性质画在一条轴线上。轴的一端为最科学的自然科学，另一端为最不宜于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人文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等，中间则为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这等于公开宣告，科学方法并不是万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危机还在深化。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从牛顿力学中挪过来的那一套经典科学方法，用到更深层次的自然问题研究时，也不像过去那么灵验了。
例如，生物学就无法用经典物理学方法加以研究。因为生命不同于钟表，是无法“拆分”开来加以研究的。把一个生命体“肢解”，不仅机体的一些重要功能有可能丧失，而且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无法解释整体现象。所以，研究和解决生物学特别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问题，不能用解构-还原法，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否则，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还可能留下后遗症。
按说化学比较靠近物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是无生命的世界。可二者的研究方法也有明显不同。例如，物理学实验通常具有可逆的性质，即拆分之后可重新组装，通过反复地试验、比较，即可发现物理变化的一些规律。而化学实验则不同，把两种化学液体融合后，再想将其分开，就很难了甚至根本不可能。所以，化学实验研究要比物理学来得复杂。
即便在物理学研究中，经典力学的研究方法也受到挑战。如20世纪初出现的量子力学、相对论，就有许多惊人发现。例如，从宇观上看，时间、空间是相对的；而微观物理世界呈现“波-粒子”效应，等等。这些论点在传统物理学看来，完全不可思议。物理学的新发展昭示世人，如牛顿力学一样确证无疑的科学规律，其实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真理。对更宏观或更微观的物理世界，经典力学的结论并不适用。
五、问题出在所谓科学方法上
科学怎么了？问题出在哪儿？
既然所有的科学领域都出了毛病，人们自然开始怀疑科学本身的定义及方法。看来，经典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并非处处适用，绝对可靠，它隐含着一些重要前提，或称形而上学假设。如果一些研究领域中这些前提性假设不存在、不成立，那么，建立在这些形而上学假设基础上的科学方法，以及通过这些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就有可能出现麻烦。
传统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假设包括：①主客二分，可以进行纯客观的研究。这是科学方法最重要的应用条件。因为，如果不能保证主客二分，任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相影响，且这种影响又随机发生，不受控制，以至每次实验得出的结果都不一样，那怎么给出确定无疑、可重复验证的科学结论？在多数自然科学研究中，这一条件是具备的。可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研究却很难做到纯客观。只要研究者接触被研究对象，便会相互影响，而且有些影响潜移默化，无法估量。所以，这些学科的“科学性”会大打折扣。不注意这一点，很可能发生循环论证的错误。如管理学研究中，有人先假设人是自私的，强调用“大棒加胡萝卜”来管人，有了效果后，又反过来证明“经济人”假设。这些研究者大概没有意识到，“大棒加胡萝卜”式的管理办法本身，极有可能改变人的行为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即便是物理学这类最典型的自然科学，主客二分的条件也非始终具备，如物理学家海森堡就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②重复变化，可以找到规律性现象。这是科学得以成立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事物背后存在着原因，由此引出规律性现象，才需要科学去发现“秘密”，进行推理假设和实验证明。如果世界都缘于“上帝掷骰子”，那就无法进行也不需要进行科学研究了。而实际上，许多事物的变化发展为多种条件偶合促成，是随机发生的、不可逆的、无法重复的。并且越是复杂事物，这种“路径依赖”的情况就越明显。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总爱放“马后炮”，即事前无法预测事物的发展变化，只能等有了结果后再去解释原因，道理就在这里。所以，经济学被外人讥讽为“不能教人如何不死，只能告诉别人是怎么死的”，实在是有点冤。说这种话的人大概没有深究过该学科的性质，误认为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也能像物理学那么“科学”。③终极粒子，可以由部分说明总体。传统科学方法特别重视“分”，习惯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整体现象。如果某一层次的现象用这种方法解释不清楚，那就进一步细分，用更深层次的组分来分析，直到全部现象都得出合理解释为止。而实际上，事物总体的性质是生成的、涌现出来的，多数情况下无法用各组分相互间的关系加以说明。世界依进化秩序可大致分成物理、化学、生物、人体和社会生活五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因此，解释社会现象时，不能从单个人身上找原因，更不能将其归因于人的生物本能、化学成分、物理结构。西方管理学恰恰是在这一点严重失误，把人的生理本能抽象为人性，并以此作为思考全部管理问题的出发点。所以，路才会越走越窄，步入根本走不通的死胡同。④价值中立，事实与价值可以分离。传统物理学甚至整个自然科学，都强调价值中立。即研究者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不能对课题选择、实验方法、研究结果等产生影响。受其影响，社会科学研究也主张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以确保研究成果的客观公正。而实际上，从人的认知角度看，事实与价值很难截然分开，所以才有价值观等概念。即使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存在大量的科学伦理问题，如该不该研制原子弹，该不该“克隆人”等。对各种社会问题、管理问题的研究，更离不开人的立场和态度。在社科人文领域搞什么价值中立，如同扯着自己的头发飞出地球。
总之，传统科学的前提条件是：现实世界虽然复杂多变，却是由最小的组分即所谓的“宇宙之砖”构成。科学的使命就在于析万归一，通过层层剖析，找到“宇宙之砖”，充分认识其特性，然后再用组分的特性去说明整体性质，用低层次规律解释高层次现象，最终实现以一驭万，即用基本原理去把握世间万象。现在，这些前提和假设出了问题，科学研究方法受到质疑，科学大厦的根基开始动摇了。
（作者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学术中心红色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纵横红色管理咨询中心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