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一国两制”港澳治理效能为何不一样
2019年,中国南海之滨的两个城市引起全球关注。
澳门,12月20日,回归祖国20周年。特区政府和广大群众早就开展了许多庆祝活动。“濠江百年掠影图片展”、 “一带一路”国际幻彩大巡游、“歌颂澳门,礼赞中国”的演讲会、座谈会、文艺晚会……12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视察澳门,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亲切交流,与澳门同胞一道庆祝回归20周年。展示了澳门经济快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社会稳定和谐的繁荣景象。
香港,7月1日,回归祖国22周年。从6月开始由引渡修条例引发的动乱持续6个月不止,向暴乱发展。香港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混乱,民众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经济遭到重创,出现负增长。境外敌对势力和香港反中、港独分子猖獗,危害国家主权。据香港媒体报道,在圣诞节前夕的12月22日,有集会人士挥动港独旗帜,发表港独言论,侮辱中国国旗。12月24日平安夜,暴徒再次在香港多地非法集结,汇丰银行九龙总行遭打砸纵火,旺角地铁被纵火,刚完成修复的交通灯再遭破坏。这颗东方之珠黯然失色。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澳门和香港分别从葡萄牙和英国回归,建立特区已逾20年。为什么共在一个国度,同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下,一个欣欣向荣,一个江河日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澳门与香港的现状有一个发展过程,有历史基础、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等多种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同是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下,两地治理效能“差距为什么会那么大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一、在祖国认同上存在差别
一个城市要治理好,首先要认清自己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澳门和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被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侵占。新中国成立后,如期收回了这两个游子。中央人民政府对他们特别关爱,建立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两个城市的建设发展给予了全力支持和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澳门香港的根本。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只有认同祖国,依靠祖国,融入祖国才能繁荣稳定,持续发展。
澳门,爱国爱澳成为社会核心价值。从特区官员到普通群众,对祖国的认同高度自觉,普遍认识到澳门是处于国家的完全主权下的、具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区,只有国家利益得到维护,特区利益才能获得根本保障。
澳门在回归之前,已经有了爱国爱澳的传统。1949年10月1日,濠江中学的杜岚校长带领全体师生,在校园升起了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我们是中国人,要升起我们的国旗!”庄严的宣誓震慑澳葡当局禁令,70年来传为佳话。回归以后,澳门从学校教育、社会团体、特区政府三个层面去巩固这个基础,长期建设这个工程。
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成立开始,就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特区长期繁荣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作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核心工作。不断完善基本法的配套立法和规定,中央全面管治权得到有效落实。2009年2月,《维护国家安全法》在澳门立法会全体会议上以高票通过,在两个特别行政区中率先落实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宪制责任。2019年,特区配合“23条立法”新修订了《司法组织纲要法》,明确规定只有身份是中国公民的法官及检察院司法官,才能被指派负责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检控及审判工作。还通过了军事设施保护的法律、在立法会选举法修改法案中增加“防独”条款、完成对本地立法《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和保护》的修改、设立由行政长官任主席的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保障了对“一国”之本的有效巩固。
澳门特区政府不断加强宪法和基本法以及国情、区情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推动形成尊崇宪法基本法、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良好氛围。配合国家及本地相关立法,推进国旗、国徽和国歌的教育工作,升挂国旗活动已在全澳学校实现全覆盖。特区政府修订了《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将“爱国爱澳”、培养对国家和澳门的责任感确定为教育总目标,与内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编教材《品德与公民》《历史》,并推广使用。特区教育局每年要为8000多名教职员工,提供24万个小时的培训时数。组织他们去内地交流学习。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深入开展澳门青少年同内地的交流,推出了“新时代 同心行”“千人计划”“航天团”等一批有影响的活动。今年7月中下旬,崔世安行政长官亲任团长带领500名青年学生分成五路,到内地5个省市参观访问,既参观大工程、大项目,也到贫困地区实地了解国家脱贫攻坚战。回归20年来,澳门民间社团共组织6800多批团组、20多万人次赴内地参观,加深对国家历史和发展的了解。
“澳门居民最大的自信是有祖国做后盾。”这是澳门人的心声。三趟快车、西江供水,保住生命线;“非典”过后,签署CEPA、推出“个人游”,提振经济;横琴划地建澳大,助力“教育兴澳”;划定85平方公里海域管辖权,支持经济多元发展和民生改善;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实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配合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2017年,澳门遭受几十年未遇的强台风“天鸽”袭击,解放军驻澳部队官兵不分昼夜,连续奋战多日,清理水淹后的街道;来自内地的大量救灾物资和食物通过珠海源源不断地运入澳门。澳门报章评价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有了在‘一国两制’语境下的新实践。”澳门社会“向解放军学习”的热情至今方兴未艾。
澳门人感恩祖国,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澳门同胞纷纷伸出援手。汶川地震,澳门同胞踊跃捐款,特区政府设立澳门特区支持四川地震灾后重建协调小组,拨款50亿元,澳门基金会拨款5亿元,共计援建了106个项目。特别行政区还参与国家精准扶贫工作,与千公里之遥的贵州深度贫困县从江签订了扶贫协议书。
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说,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最宝贵经验就是,全面准确实施宪法和基本法,其核心是澳门对国家政治体系、国家核心价值的准确理解和真心拥护,并始终保持和国家的紧密互动与融合,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以及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从而实现了澳门的稳定和繁荣。
香港,大多数群众是爱国的。但有相当一些人,包括有些特区政府公务人员、立法会议员、司法官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认同。有的公开反共反中,有的口头拥护中央政府,行动反对。他们殖民思想深厚,有一种盲目的优越感。认为,中国不如英美,大陆不如香港。过去是英国的臣民,高于大陆人。现在香港回归中国,他们心向英美,奴性不改,以英美为主子。香港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特别行政区,那些挟洋自重的反对派人士却不肯接受这一最基本的现实,仍要在香港建立它作为西方殖民地或者飞地的规矩。他们多次向英美政客求教。今年3月,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两名泛民议员访美寻求支持,获副总统彭斯会见。8月,4位立法会议员赴美,向美国政府“告洋状”,抹黑香港,反对一国两制。
他们对“一国两制”,不讲“一国”,只讲过去的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央政策、国家法律明争暗抗。《香港基本法》第23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但由于反对派的阻扰,拖了20多年至今没有落实。给如今止暴制乱造成障碍。当选的立法会议员,不愿意向中国宪法宣誓,不唱国歌,侮辱国旗。香港实行“港人治港”,但现在香港地位最高的终审法院22位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全部为外籍或者双重国籍。其中有英国籍的15位。终审法院司法常务官也为外籍。香港高等法院法官53位,香港区域法院法官40位,其中大多为外籍或双重国籍,而且基本上是终身制。掌握审判权的主要是外籍法官,他们听命于英美西方势力,等于香港法院还是受控于英美。因而,香港法院成为反中乱港暴徒的保护伞。“警察抓、法院放”的怪象在香港乱局中不断上演。在今年的动乱暴乱中,头目黄之锋、周庭被抓捕当天即被法院保释。8月14日,警方抓获侮辱国旗的五名嫌犯,法院将一人无条件释放,四人保释候查。相反,8月20日,因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大门喷涂“中国必胜”而被捕的中国内地男子,法院判处监禁4星期。为止暴制乱,香港特区政府根据《香港基本法》和《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推出“禁蒙面法”。而香港高等法院公然挑战全国人大,越权判决《禁止蒙面规例》无效。该判决作出后,街头暴徒闻讯欢声雀跃,重新戴上口罩走上街头破坏。
香港特区政府曾提出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但却受到了巨大阻力。一些人指责增设国民教育就是一种“政治洗脑”,并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最终,导致在香港增设国民教育这一计划搁浅。回归后香港教材还是英国体系,中国历史没有成为香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中学通识教育无统一课本,老师可从出版社所出教材里选择或自己编写。课本林林总总,但基本倾向一致:大陆几乎都是问题,如“疫苗质素成疑”、 “中国威胁论”、“人口老化、性别失衡、人口素质偏低”等。《通识教育》的考卷,二十几道选择题,全是揭露内地问题、影射内地制度。香港的反对派利用媒体大肆宣扬西方所谓“民主自由”,把英美制度描绘成人间天堂,妖魔共产党,抹黑大陆。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书籍,从制度到文化,从经济生活到社会事件,逢英美必跪舔,逢大陆必抹黑。一位大陆游客在路边给婴儿更换尿不湿,把换下来的尿不湿装进垃圾袋,然后放入了远处的垃圾箱内。一些港媒,拿着人家正在更换女婴尿不湿的照片,大肆渲染大陆民众不文明素质低。用这种极端下贱和卑鄙的手段诋毁大陆同胞,制造港陆割裂。
香港回归后,祖国给予香港全力支持帮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保证香港金融稳定发展。中央政府和各省市地方政府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和措施,支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发展和旅游、零售业及内地港资企业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初内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力保障对香港食品、农副产品、水、电、天然气等的供应。自1994年起,大亚湾核电站向香港供电,每年供电量占全港电力总消耗的四分之一。对于祖国的支持帮助,有些香港人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应得和花钱购买的。国家启动港珠澳大桥工程,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以促进港珠澳三地与珠江三角更为紧密的经贸联系和联动发展。施工中,珠澳部分十分顺利,而港珠部分麻烦不断。澳门民众把早日建成港珠澳大桥视为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但在香港有些人眼里,大桥成了“一方控制另两方”的“政控工程”。今年11月16日,驻香港解放军官兵协助市民清理被暴徒破坏的道路,恢复了交通,赢得现场民众的赞誉。然而,这一暖心举动却被竟被“纵暴派”泼了脏水。香港反对派立法会议员谭文豪、郭荣铿污称,驻港部队“严重破坏一国两制”。许多香港青年受这些污浊环境影响而中毒,变成“废青”,成为反中乱港的炮灰。
二、在民生改善上存在差别
让广大市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城市治理的目的。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改善民生,使广大的老百姓特别是最底层民众得实惠,更多更公平分享发展成果,城市才能稳定发展。
回归20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把不断改善民生福利,提升市民生活质量,作为施政的基本理念。不断通过二次分配架起惠民的桥梁,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房屋等民生领域加大资源力度,实现“共建共享、惠民利民”,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回归20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不断加大资源投放,由回归之初的约1.7亿元增至2018年的逾26.7亿元,增幅超过14倍;各类社会福利服务受惠人次由8万多增至2018年的250多万,增幅超过30倍。教育财政预算,回归那年13.2亿澳门元,现在超过60亿澳门元。澳门高校回归前只有4所,目前增加至10所。澳门孩童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全部实施免费教育,开亚洲地区之先河。澳门特区政府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现在翻了2番。初级卫生保健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尊为“太平洋地区典范”。2018年,免费医疗受惠人数占全澳门居民总数的约55%;澳门居民如今人均寿命高达84岁,排名全球第二。
澳门社会服务获得民间团体大力支持,特区政府与民间团体成功构建出完善的社会服务网络,为不同类别人士提供多元化和专业化的服务。截至2018年,特区政府共建公共房屋5.1万套; 65岁以上的老人享有以下福利——每月养老金3630元(澳门元,下同),每年敬老金9000元、现金分享10000元、公积金7000元、养老补贴3630元。至2019年,特区政府连续12年向澳门永久性居民及非永久性居民派发现金分享,金额已调升至10000元及6000元;全民共享的福利还包括公共巴士车资优惠、水电费补贴、医疗劵、子女出生津贴等,涵盖居民生活的各方面。
2017年8月,强台风“天鸽”袭击澳门,内港区一带最高水深一度近2米,严重的风暴潮对当地居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特区政府着力推动的内港挡潮闸项目,解决水患问题。内港挡潮闸按20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设计,具有挡潮、排涝、航运等功用。风暴潮或暴雨等灾害发生时,可提前开启闸门,阻拦洪峰的同时,不影响船只从旁边应急航道通过。特区政府注重改善人居环境。湿地生态的保育、自动扶梯系统方便长者出行、社区生活配套设施齐全,提供优质的休憩空间及便民服务……这一切都让澳门人在城市生活中充满安全感、人情味和幸福感。
香港特区政府也想改善民生。但是,由于反对派势力作梗,许多问题形不成社会共识,许多议案议而不决、好谋无断。“泛民议员”谋求私利,不支持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政策。董建华的“八万五”住房计划、梁振英的填海增加土地供给、林郑月娥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他们都反对。经济上被大资本家集团垄断,“交租经济”造成企业的生产要素价格畸高,极大损害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扼杀了新兴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香港发展所带来的财富,绝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前几十名地产富豪的手中,大多数的群众没有分享到香港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据港特区政府公布,其2016年基尼系数就达0.539,创45年以来新高。2017年香港的贫困人口达101.8万,占整体人口的19.6%。而据《福布斯》杂志的数据显示,全香港最有钱的50个人2016年所掌握的财富达到了1.38万亿港币,是2016年香港特区政府可动用财政储备的1.37倍。
香港房价居亚洲前茅。富人住豪宅,许多老百姓住在只有几平米的被称为“棺材”、“胶囊”、“笼屋”里。据媒体报道,2017年位于香港岛太平山顶的两套豪宅,以均价每平米约120万元人民币售出,创亚洲纪录。一般地段住宅为10万港币/平方米,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只好租房,租金很贵。一间不足8平米每月租金高达2500~4000人民币,而且每年上涨。最底层人的住处惨不忍睹。有记者采访了一处居民楼,一个70平米的屋子里,摆放着数十个3层铁笼,里头住有200多人。最大的面积只有4㎡,最小的不过1.4㎡,就是这样一个只放的下一张床的空间,每月租金竟然要1600~3200人民币。空气里混杂着烟草、汗水和老旧房屋的气味。“笼屋”分布在深水步等旧楼,居民一般是新移民或年长者。联合国也曾斥责住笼屋是对人类尊严的极端侮辱。在香港,有近20万人居住在人均只有5.7平方米的“笼屋”。
香港实行公营和私营组成的双层医疗体系。只要有香港身份证的人,到公立医院看病都是很便宜,基本不花什么钱。但是公立医院可不是随便能去的,每个社区的居民只能去指定的公立诊所。如果政府诊所的医生觉得你病情重,就会送你去急诊或者写转介信,让你去公立医院看门诊。但要预约排队。如想看心脏科门诊治疗高血压,一般要等1年。私家医院只要有钱就可以入住,但费用非常高。门诊挂号费要 1500元,每天住院费要2500元左右,一个胸腹CT检查7000左右,手术室租用4000元左右,麻醉费用3000元左右,还有其他一些杂费,总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收费的环节。能看私家医院的都是比较富裕的人。
香港的养老体制主要靠个人理财,政府养老金计划较为薄弱。政府买单的有:65岁及以上的老人有高龄津贴每月2千多港元(俗称“生果金”),身体欠佳的老人和最贫困和护理需求最高的老人每月可领取更多的津贴。但这相对香港的物价来说只是杯水车薪。2000年左右香港政府开始推强积金,引入了养老金的机制。供款标准是个人5%,企业5%,如按月薪2万来说加起来也就是2,000元。交到强积金管理部门,由他们运作挣利息,65岁退休后可领取此款。这套制度,金融机构是最大受益者,每年可以赚取巨额管理费,而雇员的强积金却可能因为金融机构的投资失误而不增反减,如果再扣除通货膨胀的话,一般人到退休的时候能够取出来的钱就不够退休后的开销。在实行该制度前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无法受惠,家庭主妇、残疾病患等没有正式工作的社会弱势群体,由于没有向强积金账户供款,老来就没有保障。因此,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不难见到两鬓花白的老人在开出租车,在餐厅、超市、商场、办公楼里抹台、扫地、刷碗、清洁厕所。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本该歇息,享受天伦之乐,反而和年轻人一样,为了生计而奔波。
三、在治理创新上存在差别
开拓创新是城市治理的利器,发展的动力。中国有句古话,事在人为。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时间,人的努力程度不同,精神状态和行为作风不同,产生的结果不同。治理一个城市也是一样。开拓创新蒸蒸日上,因循守旧每况愈下。
澳门与香港是在同时期回归祖国的,前后只有两年。回归时的基础,香港好于澳门。
澳门陆地面积只有30多平方公里,香港陆地面积为1100多平方公里,相当于36个澳门;澳门人口60多万,香港的人口为740多万,是澳门的12倍。澳门的人口密度是香港的3倍多,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回归前,澳门经济连续多年负增长,失业率高企,治安严重恶化;香港是世界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
回归20年后,澳门与香港情况不一样了。
GDP总量:1997年,香港GDP达到1.37万亿人民币,2018年,香港GDP达到2.40万亿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约3%。1999年,澳门GDP总量仅465亿人民币,2018年,澳门GDP达到3907亿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2%;澳门虽然经济起步较晚,但发展增速是香港的4倍。
人均GDP:1997年,香港人均GDP为19.5万人民币,2018年,人均GDP达到34.9万人民币,大约是1997年的2倍。1999年,澳门人均GDP仅为11万人民币,2018年,人均GDP达到61万人民币,大约是1999年的5.5倍,在全球进前五、亚洲前茅;澳门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香港。
就业:香港2019年5月至7月失业率升至2.9%;澳门失业率从回归之初的6.3%下降到2018年的1.8%。
现在,香港动暴乱没有完全制止,经济出现负增长;澳门社会稳定和谐,经济不断发展。
澳门香港同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下,自治的效果为何不同?为什么澳门在回归前,各方面远不及香港,而回归20周年时,各方面的发展速度都超越香港了呢?这与治理者的主观能动性有关。
澳门,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坚持开拓创新,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效能,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在“一国两制”下,澳门特别行政区真正实现了高度自治,澳门同胞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澳门特区形成了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在行政长官统领下,行政、司法、立法机关分工负责,行政、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政治体制既不同于澳葡时期总督大权独揽的殖民统治体制,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促进了澳门特区政治体制良好运作,促进了社会和谐。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立法会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制定颁布289部法律,推进法律的“立、改、废”工作。行政长官依据基本法制定了627部行政法规,进一步完善特区法治体系,为澳门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回归前,澳门社会极度混乱,黑恶势力横行,抢劫杀人放火案件不断,严重影响市民安全。回归后,特区政府依法维护社会治安,严厉打击犯罪分子,黑帮问题得到彻底根治。1999年,澳门的杀人案有37件,到2000年,杀人案降至1件,治安已相当安定。2003年,公安部对澳门社会治安考察后认为,澳门已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澳门特区政府围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目标定位,选准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主攻方向和相关重大项目聚力攻坚,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把握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更好发挥自身所长,增强竞争优势。
历史上,澳门的主要经济来源于博彩业,曾经占澳门财政总收入的80%以上。回归后,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特区政府2018年度《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分析报告》,博彩业占澳门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降至2018年的50%左右,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及文化产业的增加值总额与2015年相比上升36.5%,取代博彩业曾经的辉煌。会展业异军突起,面积仅有30多平方公里的澳门,每年举办的各类国际性会议和会展超过1000场,平均每天超过3场。会展业大发展,也使得人流物流信息流汇聚澳门。今年,澳门回归20周年,迎来超过4000万名旅客,创历史新高。
为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发展,内地与香港、澳门签订《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定)。澳门积极落实。大陆与澳门的CEPA协定签署以来,又陆续签署了10个补充协议,都执行得非常顺利,成效显著。
货物贸易方面,自2006年起所有澳门原产地货物进入大陆全面实施零关税;服务贸易方面,大陆对澳门在40多个领域采取383项特殊开放措施,并继而在2009年实现澳门与大陆服务贸易完全自由化。
在中央政府的关心关怀下,面积是老校区20倍的澳门大学新校区在珠海横琴落成启用,新校区适用澳门特区的相关法律;国务院划定澳门85平方公里的水域管理范围和陆地界限,让澳门拥有了对自身水域的管辖权和执法权;2016年起,澳门单牌车可出入珠海横琴……
在社会文化和对外交往领域,澳门依托“一国两制”也取得优异成绩。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澳门13%的土地从此成为遗产保护区。在中央授权和支持下,澳门参加国际组织的数量增至110多个,已获得144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待遇。以“中国澳门”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领域签署了110多个双边协定,适用的国际公约已达600多项。
澳门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讲:“经过回归20年的发展,无论是整体经济发展,还是区域经济合作,澳门都取得了飞跃式增长,展现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香港回归后,有些人包括有的立法会议员、政府公务员认为,坚持“一国两制”,就意味着前港英当局留下的政治框架,法律制度必须原封不动。回归后,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社会等各项制度没有大的调整变化。20多年的实践证明,香港现行的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五年前的“占中”事件和今年的动乱暴乱是问题的大暴露。如,按照“一国两制”,首先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香港的政府官员、司法人员都必须热爱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法律制度对此没有明确具体规定。香港实行“港人治港”,但法律制度却允许外籍人当法官,而且基本是终身制,并掌握终审权。现在香港法院大部分由外籍人担任。在“司法独立”的幌子下,一些毫无廉耻的洋人法官,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多次上演“捉放曹”的闹剧,实际给暴徒们壮胆。现行的经济制度使特区政府在经济上不介入初次分配,不采取宏观调控主动干预,大资本家垄断,打造了“交租经济”,致使严重的贫富分化。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群众,并没有分享到香港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香港社会弥漫不满情绪的根源。现行的宣传文化教育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一套。香港特区对于新闻媒体发布淫秽信息有法律制裁,但是对于公开反对一国两制,反对一中原则,反对爱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行为却没有任何法律约束。
香港特区政府也想有所作为,但遇到反对派的阻力就知难而退了。22年来,为了解决香港居民住房问题,特区政府一直把房屋和土地供应作为头等大事抓。从董建华的“八万五计划”,到梁振英提出的加速修建公屋,再到林郑月娥“明日大屿”计划,办法想了很多,落实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有很多不同利益集团反对,特别是房地产商和有房产的人不希望政府大建公屋,因为会影响楼价,他们利益受损,政府也就妥协了。特区政府曾提出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但却受到了巨大阻力。一些人指责增设国民教育就是一种“政治洗脑”,并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最终,政府退让导致在香港增设国民教育这一计划搁浅。今年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是为了维护正义,惩罚犯罪分子,也符合国际惯例。反对派出于政治目的,组织了民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政府一退再退,决定中止修例,以缓和局势。然而,反对派对此并不买账,因为他们搞垮特区政府、夺取香港政权的目的没有实现。于是,“反修例运动”进入了暴乱阶段。
在经济贸易方面,内地与香港、澳门签订《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定)。香港的CEPA协定签署比澳门早,但香港在执行过程中总是因为各种人为因素,导致部分协定内容不能顺利执行;自2006年起所有澳门原产地货物进入大陆全面实施零关税;而香港,则是多年在原地踏步还抱怨不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行“一国两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澳门香港的社会繁荣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澳门香港回归20多年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正确的,是有生命力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港澳同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国策下施政,其不同结果也给人深刻启示:只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治理效能,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开拓创新,才能繁荣稳定,持续发展。
(作者曾任高级军事法官、某军事院校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大校军衔。现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红色管理研究所研究员。经作者授权本文在中闳教育网首发。)
责任编辑:书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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