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发电量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一个客观标志。考察百年美国的发电量增速，自然呈现出三个阶段。1972年后，美国发电量增速不断下降，2000年至今增长停滞甚至长期负增长，危机严重程度超过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说明美国现存国家制度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当年，罗斯福通过大刀阔斧的新政改革使美国渡过一个生死关，后来新自由主义兴起国家整体向右转，经过几十年的制度反动已耗尽新政改革的成果，导致社会矛盾极度尖锐化，美国又进入新的革命和战争的临界期。面对如此危险和机遇并存的大变局，中国必须以深刻变化来应对。
一、用发电量增速考证一下美国的生产力状况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历史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衡量国家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要看对生产力的促进和解放作用。从人类社会的宏观进程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受阻达到相当程度时，一般会出现三种结果：要么通过革命改变陈腐落后的生产关系，要么发动战争转移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要么不可救药地消失在历史烟尘中。可以用此观点分析一下当今的美国。
如何比较准确估量生产力受阻程度呢？现在通行用GDP描述经济发展，难以对生产力状况进行客观界定。基于市场价格统计的GDP，由于受价格变化和货币手段影响太大，难以准确衡量一个国家的盛衰变化，甚至会以假象掩盖真相。就如前些年，一个出自权威部门的人均美元GDP，把蒋家王朝通货膨胀数千倍的1948年，言之凿凿地说成是中国人均GDP世界排位最高的黄金年代，而且中国至今都远远达不到那时的排位名次，那样荒唐的GDP还有客观性吗？经济发展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成果，生产力是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一种数据可以更加方便地量化基本生产力，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发电量或耗电量。
人类社会早已进入电气化时代，电是当今世界最具决定性、直接性和覆盖性的生产动力，几乎全部社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电力支持，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其他能源，大都需要转化为电力才能进入生产。其他行业可以在一个时期优先或暂缓发展，电力发展却是国家经济发展全局的优先考虑。一般来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包括生活水平提高，必然要求发电量增长相应的加快，如果发电量增长慢或是负增长，也就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或下降。没有强大的电力支持就没有现代生产和生活，越是进入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社会，越是须臾不能离开电力支持。
发电、输电、用电是在瞬间同时完成，发电量不能多余也不能不足，电力生产必须与实际生产生活需求平衡。除了像加拿大那种电力输出大国外，发电量基本代表一个国家已经实现了的用电需求，发电量也就是已经做了功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也要在生产活动中真正发生作用，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否则就只能是潜在生产力，而要变成实际生产力基本都要电力来配套驱动。
发电量被公认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温度计和先行官，也可看作生产力发展速度和水平的衡量标志。所以，研究一个国家发电量的变化规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其生产力状况。一个基本生产力不断衰落、社会生活水平停滞或下降的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力量能够长期维持霸权。
二、美国发电量增速从20世纪70年代后不断走低
从1917年到2017年，美国年度发电量数据是齐全的，为了直观简洁，在不影响反映基本趋势的前提下，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比较一下百年美国发电量增长速度变化状况。
1917年434.29亿千瓦时。比1912年增长0.75倍。
1922年612.04亿千瓦时，比1917年增长0.41倍。
1927年1013.90亿千瓦时，比1922年增长0.66倍。
1932年993.59亿千瓦时，比1927年增长-0.2倍。
1937年1464.76亿千瓦时，比1932年增长0.47倍。
1942年2331.46亿千瓦时，比1937年增长0.59倍。
1947年3073.10亿千瓦时，比1942年增长0.32倍。
1952年4630.55亿千瓦时，比1947年增长0.51倍。
1957年7163.56亿千瓦时，比1952年增长0.84倍。
1962年9465.26亿千瓦时，比1957年增长0.32倍。
1967年13173.61亿千瓦时，比1962年增长0.39倍。
1972年18533.90亿千瓦时，比1967年增长0.41倍。
1977年22110.31亿千瓦时，比1972年增长0.19倍。
1982年23022.87亿千瓦时，比1977年增长0.04倍。
1987年27160.04亿千瓦时，比1982年增长0.18倍。
1992年31148.56亿千瓦时，比1987年增长0.15倍。
1997年35262.29亿千瓦时，比1992年增长0.13倍。
2002年38794.35亿千瓦时，比1997年增长0.10倍。
2007年41879.97亿千瓦时，比2002年增长0.08倍。
2012年40950.32亿千瓦时，比2007年增长-0.02倍。
2017年40905.82亿千瓦时，比2012年增长-0.001倍。
纵观美国百年历史，发电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直到停滞。基本可分为三个自然的时间段：
第一段：1917年至1972年，每5年增长倍数除一年外基本在0.32倍以上。这55年间，美国发电量增长41.68倍，年均增长0.76倍。
第二段：1972年至2002年，每5年增长倍数在0.10倍以上。这30年间，美国发电量增长1.09倍，年均增长0.04倍。
第三段：2002年至2017年，每5年增长倍数低于0.10。这15年间，美国发电量增长0.05倍，年均增长0.003倍。其中2007年至2017年是负增长。
从年均发电量增长速度来看，第一段是第二段的19倍，是第三段的253.33倍。也就是说，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发电量增长速度大幅降低，尤其进入21世纪后的美国，发电量增长速度几乎进入停滞状态。
回顾历史可知，20世纪70年代以后，恰恰是美国统治阶级调整国家政策，否定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新政成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时期。一般认为，这一调整适应了时代要求，解决了过去实行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的弊端，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从美国发电量增速来看，这恰恰是以电力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速度不断下降直至停滞的开端。
新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经济，带来的只是资本的盛宴，而不是国家和人民的福音。放开了垄断资本对社会盘剥的自由，财富分配迅速向资本倾斜。1989年至2018年30年间，最富有10%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上升至70%，而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超过40%的美国人难以负担住房、食品和医疗等基本生活支出，有6500万人由于医疗费用过高而在生病时放弃治疗。连美国儿童保护基金都批评，在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居然还有超过1/5的儿童，每天都不得不面对无比残酷的现实：下顿吃什么，今晚睡哪里？这样一个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大的社会，不但不会解放和促进生产力，恰恰是一个严重桎梏生产力发展的社会。
三、现阶段美国发电量增长停滞比大萧条时期严重
从2000年至2018年近20年，美国发电量仅增长0.12倍。其中2007年比2000年增长0.09倍，2017年比2007年形势更加严峻，增长幅度是-0.02倍，这10年的每一年，都没有超过2007年发电量，直到2018年才略微超过0.0098倍。下面是2000年后美国发电量年度增长情况：
2000年38358.68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3倍。
2001年37586.71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2倍。
2002年38794.35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3倍。
2003年38896.05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3倍。
2004年39818.6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2倍。
2005年40802.01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2倍。
2006年40831.2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07倍。
2007年41879.9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1倍。
2008年41522.09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1倍。
2009年39843.84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4倍。
2010年41510.3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4倍。
2011年41328.9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4倍。
2012年40950.3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1倍。
2013年41238.40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1倍。
2014年41468.18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1倍。
2015年41442.7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06倍。
2016年41431.7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003倍。
2017年40905.82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1倍。
2018年42291.73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3倍。
尽管舆论充斥着对美国经济的乐观描述，似乎在欣欣向荣的发展，但从发电量增速来看，美国近年来的经济衰退状况，远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严重。对比一下1929年至1935年的发电量增速，就能认识到这个问题。
1929年1167.4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8倍。
1930年1146.3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2倍。
1931年1093.73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5倍。
1932年993.59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9倍。
1933年1026.55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3倍。
1934年1104.04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8倍。
1935年1189.35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08倍。

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时期，美国发电量负增长年份只有3年，过了5年到1935年便超过历史峰值开始增长。这次发电量负增长时间是8年，从2007年到2017年一直在低谷徘徊，直到2018年才略微超过历史峰值。发电量停滞和下降时间，已经是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的两倍。
上次大萧条，美国的办法是否定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刀阔斧地推行罗斯福新政。这个新政是革命性的，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吸收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理念和做法，把美国从原始野蛮的自由资本主义改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从而保证了大萧条后的复苏增长。但在渡过难关几十年后，他们却否定了这个思想和制度的进步，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统治阶级举起新自由主义的旗子集体向右转，他们的口号是要把美国带回到“社会主义夺权（既罗斯福上台）前的美国”。虽然这种倒行逆驶的变化，被垄断资本控制的舆论鼓吹得风光无限，实际上内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激化。仅在2019年，美国就发生了415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有39052人死于与枪支有关的暴力事件，平均每天近107人或者每15分钟就有一人被枪杀，每年枪杀相当于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战损，难道这仅仅是一般的控枪问题吗？这种恐怖状况在中国能想象吗？难道这不是社会矛盾极端激化的具体表现吗？经过至今40多年的制度反动后，美国新政改革的老本基本吃光，进入21世纪后的这个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了近20年，发电量年均增长只有0.003倍，即使没有负增长也接近停滞状态了。这种情况非常清楚的说明，美国现有社会制度对生产力的积极作用逐渐消失殆尽，已经成为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没有革命性变化，会在不远的将来出大问题。
问题是，美国还能进行80年前罗斯福新政那样的改革吗？近几次大选和今年的竞选，都出现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候选人，包括特朗普也是在使出浑身解数以决绝的手段救美国，甚至对自己的盟国和伙伴都毫不客气的敲诈勒索，这毫无疑问应当是美国面临重大危机的反映。但是，他们有罗斯福那样的改革决心和远见吗？他们的办法能跑赢美国衰退的速度吗？他们能克服被垄断资本鼓吹成“圣经”的新自由主义逆流吗？
还有，面对如此深刻变局，中国能向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那样，迫使美国和整个世界向左转吗？特朗普已经认识到，中国这样的制度美国根本竞争不过，但他们并不是下决心改革美国已经僵化落后的社会制度，而是幻想并强烈要求中国改掉使他们特别害怕的制度。中国的贪腐买办资本势力，及其支持的亲美反共公知和一些政经界人士，似乎特别认可特朗普的说法。他们认为美国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中国现有制度对美国不公平，美国对中国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与中国的改革方向一致，主张改掉那些让美国害怕和不满意的制度，实行一套让美国能够满意的制度。他们借助于美国外部施压“倒逼中国改革”，公开要求党和国家放弃和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行美国要求的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他们的立论标准，似乎只有已经臭大街臭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教条，而不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实践结论。
四、美国GDP增长与发电量、政府债务严重偏离
一般认为GDP是经济兴衰的标志，但决定GDP增长至少有两个要素：一是生产发展带来的物量增长，一是货币超发带来的价格增长。由发电量支撑的增长，是货真价实的财富增长；通过多印钞票支持的增长，只不过是一些金融泡沫；还有举借内债和外债，更是通过透支未来解决眼前问题。不管用什么手段，一个国家以发电量为标志的生产力不增长，实际生产的物质财富不增长而只有GDP增长，只能说明钞票超发，直接稀释了货币的含金量，间接剥夺了部分货币持有者的财富，这种GDP增长的不再是真金白银，而是“奶头乐”或财富泡沫。
下面，我们用美国百年发电量出现的3个自然时间段，分析一下GDP增长与发电量的关系，从中认识美国GDP增长与实际生产力增速的偏离程度。再用GDP与政府债务进行对比，认识美国国家运转的财政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偏离程度。一个企业长期入不敷出是要破产改组的，哪怕它还有一些技术专利和市场优势也挽救不了命运，一个国家长期入不敷出达到一定程度会怎样呢？也可以做些分析。为了简洁直观，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
1917年GDP总量597.02，债务57.18，占10%。
1922年GDP总量734.32，债务229.63，占31%。
1927年GDP总量955.44，债务185.12，占19%。
1932年GDP总量595.32，债务194.87，占33%。
1937年GDP总量930.29，债务364.25，占39%。
1942年GDP总量1659.97，债务724.22，占44%。
1947年GDP总量2499.45，债务2582.86，占103%。
1952年GDP总量3677.28，债务2591.05，占70%。
1957年GDP总量4748.51，债务2705.27，占57%。
1962年GDP总量6051.15，债务2982.01，占49%。
1967年GDP总量8617.31，债务3262.21，占38%。
1972年GDP总量12824.49，债务4272.60，占33%。
1977年GDP总量20859.51，债务6988.40，占34%。
1982年GDP总量33449.91，债务11420.34，占34%。
1987年GDP总量48702.17，债务23502.77，占48%。
1992年GDP总量65392.99，债务40646.21，占62%。
1997年GDP总量86085.15，债务54131.46，占63%。
2002年GDP总量109775.14，债务62282.36，占57%。
2007年GDP总量144776.35，债务90076.53，占62%。
2012年GDP总量161512.55，债务164327.29，占102%。
2017年GDP总量193868.01，债务204927.47，占106%。
2018年GDP总量204941.00，债务219740.96【13】，占107%。
第一段：从1917年到1972年。美国GDP增长20.48倍，年均增长0.37倍；发电量增长41.68倍，年均增长0.76倍。年均发电量增速是GDP的2.05倍。
第二段：从1972年到2002年。美国GDP增长7.56倍，年均增长0.25倍；发电量增长1.09倍，年均增长0.04倍。年均发电量增速是GDP的0.16倍，GDP增速是发电量的6.25倍。
第三段：从2002年到2017年。美国GDP增长0.77倍，年均增长0.05倍；发电量增长0.05倍，年均增长0.003倍。年均发电量增速是GDP的0.06倍，GDP增速是发电量的16.67倍。
我们看到：百年美国的GDP增速，由年均0.37倍，降到年均0.25倍，再降到年均0.05倍，制度活力越来越趋向僵死，再不改革怕来不及了。
我们还看到：百年美国的发电量增速，由GDP的2.05倍，到反过来GDP增速是发电量的6.25倍，现在已是发电量的16.67倍。尤其1972年后，美国的GDP增长越来越离奇，似乎不需要以发电量为标志的生产力增长来保证了。
百年美国发电量、GDP与政府债务的增长比例：发电量增长93.19倍，GDP增长323.73倍，政府债务增长3582.90倍。其中GDP增速是发电量的3.47倍，债务增速是GDP的11.07倍，是发电量的38.45倍。
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美国以电力为标志的生产力增速，远小于美国GDP增速；美国建立在GDP之上的税收增速，又远小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增速。
进入21世纪以来，从2000年到2018年，18年间美国发电量仅增长0.10倍，而GDP的增长0.99倍【15】，政府债务增长了2.87倍【16】。从增长速度来看，GDP是发电量的9.9倍，政府债务又是GDP的2.89倍，已经连续7年债务水平超过GDP总量。1971年后国会已经80次批准提高债务上限，而发电量近20年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样的大变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美国发电量增速低迷而不影响GDP增长，不依靠生产力的增长来推动GDP增长，究竟靠什么良方妙策才有可能呢？奥秘就是美国GDP中85%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由于美元的世界金融霸权地位，美国成为集世界“央行”、世界商行、世界投行为一体的金融帝国，世界各国主要负责生产和贸易，美国主要负责印钞、放贷、投资和结算，各国提供美国需要的商品得到美元，因为有美元才能进行国际贸易，盈余美元买成美债依然放在美国，而美国只需要印美元购买消费就行，还可以通过提高或者降低利率，通过量化宽松或者收紧银根，对别国进行周期性的剪羊毛。包括运用战争在内的各种非人道手段，制造金融开放目标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底价抄底形成巨大资产性收益，进行金融和财富洗劫。而这一切，都是美国的少数金融寡头在操作，满足他们的私人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要求。
美元是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收割机”，国际贸易中使用和储存的美元越多，美国收取的国际铸币税和通胀税就越多，美国利用美元无偿占有各国的财富也越多。当今美国，已经从一个工业生产大国蜕变成了金融食利帝国，这给美国带来无可比拟的巨大利益，也埋下了生产力发展停滞的巨大困境。随着美国生产力不断衰落，这种生存方式越来越失去支持，带来足以造成崩溃的巨大威胁。美国必须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和制度革命，但现在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反省，而是把自己的困境归罪于外，这样的思路延续下去，将会成为对世界难以预测的巨大破坏力量。
五、美国走出当前困境可能采取的措施
一是快速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减少债务。这在美国现有状态下几乎是天方夜谭，如果没有发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革命和科技革命，只能在既定轨道上使债务发展到资不抵债，最后造成海量债务违约而美元崩溃。美国2019年财政赤字上升为1.2万亿美元，比特朗普上任前的2016年增加50%，到2025年利息支出将达到7240亿美元，超过军费开支。美国学者说：“美国财政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二是美国政府节衣缩食减少开支。大幅度压缩行政和公务人员开支，压缩军费、基础建设、教育、医疗、治安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开支，这样不但造成大面积的社会混乱和矛盾，还会导致美国霸权地位进一步消融，触动官僚行政集团、军工集团等多个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历史证明美国不可能精兵简政。他们所鼓吹的小政府大社会，不是要各种官僚利益集团节衣缩食，而是要把更多公共权力让渡给资本，以便那些垄断资产阶级可以对人民更加为所欲为。
三是印钞放水冲掉债务。这只能限定的一定规模之内，由于美国经济、政治、科技和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美国已经若干倍于自己生产发展和实际财富水平大量印钞，通过金融手段剪全世界的羊毛，已经导致世界各国的警惕并开始去美元化，如果再加大印钞力度等于加速灭亡。在新冠疫情中，美国股市史无前例的连续多次熔断，连天量货币放水救市都不起作用，反映的决不止是疫情对美国的影响，而是多年问题积重难返的大爆发。还有更放肆的损招，直接对别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赖账。美国议员甚至提议：我们需要从迫使中国支付新冠病毒给美国造成的负担和成本开始，我认为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点，总统应该迫使中国减免一大部分美国债务。在某些机构的调查中，声称有42%到54%的美国选民，要求中国帮助支付因所谓的武汉冠状病毒而产生的部分财务费用，支付世界上一些冠状病毒的费用。
四是通过颜色革命颠覆大国。美国因成功颠覆并解体苏联尝到了甜头，他们一直对中国做着同样的梦，如果再把中国这样有足够体量的经济体颠覆成功，等于他们杀猪吃肉有效延续自己的生命。长期以来，美国预期在中国实现苏联式反共灭国政变的时间，是2015年前后【22】，他们在推进和平演变、进行战略等待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思想舆论、骨干力量、经济基础和体制机制上的渗透准备工作。但他们没有充分料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确选择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坚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打破了他们设置的一系列圈套和陷阱，也打破了他们狂妄乐观的中国即将变质变色的崩溃迷梦。所以，美国在失望之极的同时无所不用其极，十八大以来多次制造政治、经济、舆论、社会动乱和民族事件，包括肆无忌惮地在香港制造暴乱，在抗疫战争中里应外合挑拨离间推墙沉船等，企图通过内应势力激发和引爆社会矛盾。实际上，香港暴乱的基础在内地也有长期积累，香港回归没有拿回的诸多阵地和权利，在内地实际上也丢失了很多，尽管进入新时代后形势有了很大改观，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绝不能乐观。党内外那些死心塌地的叛党灭国势力，已经准备到相当程度。一个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歪曲丑化的势力，一个能把人民领袖毛主席全方位妖魔化的势力，一个能在这场伟大抗疫战争中刻意挑拨社会情绪指向党和国家的势力，是极其危险的颠覆性存在。他们有一套占据着相当地位、渗透于各个领域的理论体系，有形形色色的有知名度的团伙组织和骨干，有足以呼风唤雨的经济基础，有一呼百应的发声造势舆论阵地，而且表现得迫不及待。他们多年来始终没有消停过，始终在不断地公开亮剑和拱卒，甚至刻意制造舆论事件，离间党中央与某个群体的关系，利用各种手段激化社会矛盾。包括在这次抗疫战争中，他们里应外合操纵舆论，吃里扒外、恨国媚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非常明确，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编造谎言煽动社会情绪，把攻击矛头直接对准党和国家，表现得非常露骨也非常霸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危难时刻果断决策，抓住要害闭户封城，集中精锐鏖战武汉，组织各方保障供应，举国动员严防死守，挽狂澜于既倒，化被动为主动，打了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由衷爱戴，取得了举世赞誉的伟大胜利。他们几十年来鼓吹的灯塔国，让他们彻底输掉了底裤。但那些反共恨国骨干，并没有在事实面前改变自己的立场，不排除他们还会在某个时机搞大动作推墙沉船。
五是诉诸战争手段改变格局。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激化到不能正常解决时，往往会采取这种极端办法转移矛盾。当美国不断发动局部的小规模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时，会进行什么样的战争策划呢？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样做的前提，是静态力量对比要有一定的取胜把握。美国有这样的把握吗？能整合起盟国的力量进行大国战争吗？在没有取胜把握时会铤而走险吗？会利令智昏吗？会孤注一掷采取灭绝人类的新战争手段吗？如生物战、基因战、瘟疫战、粮食战、气象战、金融战、网络战等。特朗普一口咬定新冠病毒来自中国，用莫须有的罪名煽动民族仇恨，难说不是在为战争造舆论吗？他们甚至在讨论这样的话题：克扣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来让中国为疫情传播买单，最终双方会不会演变成武力冲突解决？其实，美国早就公开宣布过一个发动战争的理由，就是不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基本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尽管一些人热衷于一厢情愿地拥抱世界，还有那些食洋不化的右派精英，不愿任何人说美国半个不字，也不愿认识美国统治阶级的穷凶极恶，总怕美国形象崩溃会影响他们倡导的接轨导向，但人类社会的历史早已残酷的证明，国际邪恶势力走向疯狂时会无恶不作。
六、几点对策建议
当前美国还有强大的国力优势。但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清楚它的不断没落和极大危机，不要被外表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通过磕头说好话说出来的，而是在大国较量和斗争中争取来的，主动作为可以改变事物运势。通过积极周密的谋划和斗争，才能争取更多的朋友与和平，反之则会丢掉朋友与和平。
（一）必须高举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们要坚定地高举起道义大旗。维持、顺从和听命于美国的霸权，与中国不断发展的国家利益相悖，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悖，与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相悖，与共产党人的世界理想相悖。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有效削弱美国霸权实力和影响，着力建设更加民主平等的国家关系，建设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不可阻挡的天下大势。尤其在这次世界性新冠病毒肆虐的抗疫斗争中，更加证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真理性。要从根本上讲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理与逻辑，坚决反对无原则、无底线、丧权辱国的汉奸行为，彻底批判清理那些不战自败的投降理论，坚决揭露美国破坏人类共同利益的倒行逆驶。要建立起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由一系列政策方针构成的行动规划，真正把伟大旗帜和伟大理想变成实际行动的依据，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二）必须加快去美元霸权的国际进程。美元是支撑美国霸权的支柱，是美国在生产力衰落条件下维持霸权的命门。世界各国反抗美国用美元盘剥自己，能够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市场交换的本质是劳动价值的交换，国与国之间公平的经济贸易关系，应当是蕴含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交换。国家平等必然要求货币平等，而不是美国负责印钞和消费，中国和世界各国负责生产财富换取美元。通过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加速世界通用数字化货币的研究和使用，加速建立新型世界货币的规范，加速建立安全共享的货币支付体系，使各国货币能够享受平等权利，使美国不能通过金融手段在全世界剪羊毛。
（三）必须做好打赢强国的军事斗争准备。美国垄断资本统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你死我活，但与中国为敌遏制中国发展的态度却极为一致。近些年来，几乎用所有手段对我打压都没达到目的，现在只剩直接军事打击这个选项了。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规模部署军事力量，在台湾问题上肆无忌惮的倒行逆驶，已经突破我们的底线和红线。包括在香港公开策划组织大规模暴乱，在新疆、西藏和贸易谈判中极尽威胁羞辱之能事，还有在新冠病毒袭击中华民族的疫灾中的表现，说明美国已经变成一个敢于践踏人类社会所有底线、失去基本理智的国家。毛主席早就一针见血地说过：“美帝国主义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们决不能寄希望于美国的仁慈，要坚决抛弃自我麻醉的和平幻想。在已经六七十年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世界，在美国坚决遏制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既定国策的背景下，燃起大规模战火不是小概率事件。迫切需要我们绷紧备战打仗的弦，包括我们应当在不太远的将来，必须实现台湾省与祖国的完全统一。只有准备好大打打得赢，让敌人知畏惧而不敢轻易动手，才有可能遏制住大规模战争爆发，完成统一使命，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
（四）必须保持党的领导核心相对稳定。今后一个时期，是世界格局大变动的时期，大国关系和各种力量平衡将更加错综复杂，治国理政涉及的深层矛盾将更加难以处理，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重大危机甚至死在黎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拨正前进航向、正本清源、清除积弊、反腐肃贪、创新发展、脱贫攻坚、制度建设等多个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包括这次抗疫战争赢得举世赞誉，展现了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魄力和决策智慧，展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大国风范。但现实问题不容忽视，内外那些倒行逆驶的颠覆势力，尽管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已是过街老鼠，但在一些领域的能量和影响仍然强大，政治经济基础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让全党和全国人民长远放心的程度。要巩固和推进新时代确定的改革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今后十几年党的领导核心保持相对稳定，以便成熟稳健的领导党和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这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也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应当在促成共识的基础上早有安排和准备。
（作者王立华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红色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经作者授权在中闳教育网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