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还有3天就翻过了。这个月，我本有一任务，在红色香山培训基地，担任双清别墅和来清轩的现场点授。这一任务，由于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搁浅了。
这个任务，是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红色管理研究所分予我的，所长李凯城同志要求，在双清别墅点授中讲一下毛岸英，在来清轩的点授中重点讲讲任弼时。他说，中共早期的领导人，被敌人杀害的不少，但因病去世的为数不多，而在因病去世的早期领导人中，影响较大的是任弼时，而且现在年轻一点的人也不甚了解。
对于任弼时，我最早的记忆是来源于一本书，书的名字不记了，但书中为他出殡送行的照片，我依然有印象，因为有毛主席、周总理等，所以这一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再有对他的了解，是在后来学习研究中共党史和写作《毛泽东精神》的过程中，散乱积累增加的，谈不上系统，更谈不上研究，这次的点授任务，恰又给予了我弥补的机会。
受领任务后，一番的学习，给了我两点强烈而深刻的认识：第一是杰出，第二是高尚。
先说杰出，是说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才俊。任弼时起步很早。他1904年4月生人，1922年8月入团，1922年底入党，1924代理团中央总书记，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算一下，这时，他23岁，入党才4年多。1931年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7岁。1938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34岁。1943年3月，中共中央机构调整，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设书记处，由一名主席和两名书记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他和刘少奇为书记，时年39岁。1945年七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历史上著名的五大书记之一，时年41岁，是最年轻的。这一年，毛主席接近52岁，周恩来满47岁，朱德近59岁，刘少奇将满47岁。从整体看，他这样轻的年纪，这样高的职务，足以说明任弼时的才能出众。
在中共历史上做出巨大贡献。突出的有以下几点：一是长征中，与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的伪中央作坚决斗争，力促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二是1938年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汇报中共的情况，说白了也就是为王明和毛主席的两条路线打国际官司，但他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对共产国际表态支持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而这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三是协助毛主席开展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这两项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期采取的关键举措，确保中国共产党度过了难关，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而任弼时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从他的任职和活动中就可窥见一斑。如，中共中央成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而任弼时任唯一的副主任。再如，毛主席做王明的思想工作，他与王稼祥参加，彻夜与王明谈话。四是参加中共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与周恩来一起协助毛主席指挥全国作战。对于转战陕北，范文澜曾说过，“那是一段人民领袖的传奇，那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伟大”。而我们也明白，那也是极其艰难、极其危险的一段历程。对于任弼时在其中的贡献，我想不用多说，只要看看中共中央的分工即可明了。史料表明，1947年3月，毛主席决定，中央领导机关一分为三：他与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作战。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去华北担任部分中央领导工作。以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组成后方支队，也叫后委，统筹后方工作。这个分工，表明了中央的核心与运转在陕北，而任弼时就在其中，这就是贡献。
在中共党内享有着很高的评价。任弼时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著称于党内。他1940年由苏联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一切的工作安排，大事小情的处理，极具勤勉周细，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毛主席率领前委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转战2000余里，途径12个县，驻足37个村庄，裸露于暴雨，疾行于寒霜，吃住没保障，且面对百倍于敌的追击，其艰危之状可想而知。而任弼时不但要参与毛主席的决策研究，还担任着中央直属队司令员，又是拖着病体，每天繁重地组织中央机关的运转，被称为中央队伍中身体最差的一人，又是最忙的一人。
任弼时曾两次被捕入狱，他的身体健康是严重损害于敌人的酷刑。第一次是1928年10月，他在安徽巡视时，不幸被捕，1929年3月获释；第二次是1929年末，他在上海租界遭当局逮捕。两次被捕，任弼时受尽了酷刑，尤其是第二次，敌人用电击，致使背上烙出两个大窟窿，使身体健康遭受了摧残。
1946年初，苏联的米尔尼柯夫医生给任弼时检查，就诊断他患有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等病症。为此，党中央决定，要任弼时停止工作，立即休息。可是，持续作战的战争环境下，任弼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对事业和工作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长期抱病工作。任弼时也经常向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所以抓紧时间工作。
1948年春，任弼时随中央进入西柏坡，又支撑着病体，协助周恩来协调各战略区的物资调配和后勤支援。1950年5月底，任弼时从苏联养病返回祖国。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任弼时给毛主席写信，主动要求恢复部分工作，他说： “身体也觉得坚实一些……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毛主席征询医生的意见后，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 但任弼时重新工作后，就把自己的病情抛在脑后。每天实际工作的强度超过了8小时。这对于一位尚未康复的病人来说，是何等的一种境界啊！
这就是任弼时。
叶剑英说：他是我们共产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在中共历史上荣受了至高的礼遇。任弼时由于过度疲劳，病情突然恶化，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950年10月27日，突发脑溢血，不幸与世长辞，享年46岁。
毛主席获悉后，十分悲痛和震惊。第二天，即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央治丧委员会。
毛主席亲自来到任弼时住所，眼看着任弼时的遗体入殓，给他覆盖上党旗，还提笔写下了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随后，毛主席沉痛地亲自扶着任弼时的灵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朱德向他行军礼，周恩来扶棺嚎啕大哭。
对任弼时的礼遇，不可谓不高。
在中共历史上，毛主席亲自扶棺送殡的，只有两个人，除任弼时外，另一个人是林玉英，他的另一个名字叫张浩，可能更为人知晓。他是湖北黄冈人，与林育南、林语蓉（林彪），并称林氏三兄弟，曾任八路军129师政委，1940年4月与毛主席、朱德出席延安五一国际劳动节，突发脑溢血，于1942年3月病逝，时年45岁，毛主席与朱德、任弼时、陈云、叶剑英等轮流为他守灵，出殡时，毛主席执绋（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并与朱德、任弼时、杨尚昆、徐特立等轮流抬棺材。
再说高尚，这主要是说任弼时具有令人称赞的人性品格修养。这一点是我更为敬重的。
这一点，我认为表明的是任弼时的人性，光明正大，坦荡磊落，不耍两面派，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我为什么用人性来说明呢？我觉得人性在中华道德文明中更具普适性，更容易说明事性。
中国共产党由于建党的特殊性，在早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构成中，大体分为了“本土派”和“国外派”，即起于国内的与留学国外的。
“本土派”，以毛泽东为代表，或者说即是毛泽东。“国外派”，人数较多，尤以王明为代表。在遵义会议前，“国外派”曾一度极力排斥毛泽东，致使毛泽东几次靠边站，导致中国共产党险乎亡党，中国革命险乎夭折。
在这些“国外派”中，任弼时算是重要的一员。他曾受中央指派，以“三人团”进入中央苏区，即按照中央的调门指责、排斥毛泽东。宁都会议上集中批判毛泽东，致使毛泽东陷入人生低谷，没人敢凑，没人敢理，连个鬼都不登门，这其中也有任弼时的“功劳”。但任弼时就是这样，他光明坦荡，没有阳一套阴一套，从不搞阴谋诡计，一旦认识到了毛泽东是正确的，就义无反顾的支持毛泽东，就如前面说到的长征中，以及到共产国际的汇报，及其在以后的各项工作中，成为毛泽东倚重的“重臣”、“忠臣”、“良臣”。
在中华文明中，极为推崇的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这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中华道德文明的一个标准，在民间被视为好人和坏人的分界点，在官场则被视为“忠臣”与“奸臣”的分水岭。这一点，在中华道德文明中，是人人看重的。
任弼时就是这样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以真人示人的人。当他以共产国际的一套理论看毛泽东时，他认为毛泽东是错的，就指责与批判，毫无学生对老师的情面。要知道，在一定程度上说，任弼时是毛主席的学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1920年加入了毛主席与何叔衡开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在毛主席组织下学习与研究。而当在现实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理论与路线的正确，他就又毫无个人私情的全力支持毛泽东。这就是做人的真性情，不骗人，不骗己。
人，不能骗人。骗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长久，最终骗的是自己。以对毛主席来说，有人自以为很聪明，毛主席在世时，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甚至发誓般表态，而毛主席逝世了，又极尽诋毁之疯狂，凡是有关毛主席的，就否定，就诋毁抹黑，甚至造谣污蔑，而最终的结果是，把自己骗子的形象摊在了民间，为多数人所不齿。
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讲，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我觉得这很是重要，人立于世，对人也好，对己也好，要讲光明正大，诚诚实实，唯有如此，才能赢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
（作者刘振起：《毛泽东精神》作者，解放军某军事院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红色管理研究专家。本文经作者授权在中闳教育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信息来源：红色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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