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1942年5月，中国抗日战争处入相持阶段。红色首都延安，宝塔山百花盛开，延河水波光粼粼。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院，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与百名文艺工作者在这里齐聚一堂，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为什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什么历史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中国新文艺即革命文艺和大众文艺破土而出，不断发展。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一直争取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包括文化的领导权。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党领导文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许多引起争论的问题，有正确的意见，也有错误的观点，新文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很有必要加以总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贯彻全面抗战的正确路线，吸引了大批爱国人士和知识青年从大城市、敌占区和国统区来到延安投身革命事业，为革命文艺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并没有完全完成从小资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的转变，身上“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有些人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还认识不清，暴露出了诸多问题。
1942年初，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整风运动。毛主席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中国革命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经毛主席提议，会议决定，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统一思想，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一些问题。为了找准文艺界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毛主席作了认真地调查研究。他致信萧军、丁玲、欧阳山、艾青、刘白羽等延安著名文化人，请他们收集文艺界的情况，并多次同他们面谈，征求他们的意见与建议。4月27日，毛主席和时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给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和有关负责人发出邀请参加座谈会的请柬。
座谈会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共举行过三次全体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参会的除发起人毛泽东与凯丰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也出席了会议。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来自各个方面，还有与文艺工作相关的领导，共100多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上有几十位作家发言，大家围绕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等重要问题，各抒己见，讨论热烈，辩论激烈。会议期间，《解放日报》特开辟专栏，介绍与此会有关的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毛主席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他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主席首先作了“引言”的发言。在5月23日最后一次大会上，他又作了“结论”的总结发言。
座谈会后，毛主席对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作了进一步阐发。1943年10月19日，在鲁迅先生逝世7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同时，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被列为整风学习文献。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当时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使用“党的文艺政策”概念。1953年2月，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发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而且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了解。1945年12月，《讲话》发行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文译本。随后，日本、法国、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东欧其他国家和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等国相继翻译出版《讲话》。美国、英国出版发行《讲话》英译本，意大利出版发行意大利文《讲话》单行本。随着毛泽东著作以各种文字翻译出版，《讲话》传到世界多个国家。美国梅·所罗门教授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一书，以《文学与革命》为题，摘录《讲话》内容并作深入分析，给予高度评价。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杜格参考80余种《讲话》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译这部著作，并写了43页的长篇导言，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站在历史的高度，分析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阐明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讲话》的历史价值在于，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系统阐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和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讲话》照亮了革命文化前进的方向，为党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文艺政策奠定了基调，为党领导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对革命文化和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人民文艺思想的丰碑。
历史的年轮转过了80圈。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在新时代，我们纪念《讲话》，就是要弘扬人民文艺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艺前进方向，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在新时代创新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一、为人民掌握文艺的领导权
《讲话》在开篇“引言”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与敌人作斗争。”在“结论”中指出：“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这就深刻阐明了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告诉我们，党要领导革命胜利，必须为人民掌握文艺的领导权，领导好建设好文化这支军队。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包括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文艺为革命斗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有政治、经济权力也有文化权力。在革命斗争中，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斗争，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没有政治经济的解放，就没有文化的解放；没有文化的胜利也不可能有政治、经济的胜利。人民对文艺的权力，包括参与文艺表现、享受文艺服务、对文艺监督管理等。
在中国，自私有制社会以来，人民群众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既无政治经济权力也无文化权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官僚买办，资本大亨占居文学艺术的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人民为翻身解放做主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争取人民的文化权力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我党成立初期，李大钊、瞿秋白等就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1930年3月2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下，联合鲁迅等党外作家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联盟的旗帜是鲁迅，实际的领导者是瞿秋白。这是党领导文艺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革命文艺统一战线的形成，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走上新的发展阶段。1940年1月9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演，深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共产党领导文化革命的问题。他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5、697、698页，人民出版社出版，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年版）。在党的领导下，许多批判反动统治阶级，反映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登上历史舞台。如，杂文《鲁迅杂文集》、小说《子夜》、话剧《雷雨》，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电影《风云儿女》、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创造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力量投入抗战的同时，能够相对稳定地进行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党的人民革命文艺路线全面贯彻，一场大规模的延安文艺运动磅礴兴起，大批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像雨后春笋蓬勃而出。如，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小说《荷花淀》《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歌曲《东方红》《歌唱南泥湾》，诗歌《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版画《豆选》等等，团结教育鼓舞人民，为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中国而英勇斗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历史新纪元。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主要通过设立文艺领导机构和颁布文艺政策来施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第一次文代会产生了全国性的文艺界组织机构，即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文学领域，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文代会和作代会是党的文艺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纽带，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新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毛主席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维护人民参与文化的管理权。20世纪五十年代初，组织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纠正了文艺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政治斗争的错误。1956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深刻总结了党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领导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体现了党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在五六十年代之交，毛主席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能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年谱》[1949-1967]第4卷第2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根据改革开放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文艺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重要位置。深入总结新时代文艺工作面临的新实践、新要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深刻回答和解决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工作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前进方向，开启了人民文艺繁荣发展的崭新局面。
由于我们党继承发扬了《讲话》精神，坚持了对文艺的正确领导，人民掌握了文艺的领导权，保证了文艺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繁荣昌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层出不穷。如，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小说《林海雪原》《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平凡的世界》，诗歌《礁石》、《回延安》，话剧《茶馆》《霓虹灯下的哨兵》，京剧《红灯记》，豫剧《朝阳沟》，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型合唱《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电影《党的女儿》《英雄儿女》《焦裕禄》《大决战》，油画《开国大典》，电视剧《渴望》《山海情》《觉醒年代》，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雕塑《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收租院》，摄影《希望工程——大眼睛的姑娘》等等，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维护人民文艺领导权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然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但这三座大山的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一旦有合适的条件他们会死灰复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艺有了很大发展，但在文化领域的某些方面，党的领导被削弱，人民的权利被剥夺。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涌入，腐朽的封建文化有所抬头。西方的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思想占领了大学讲台。历史虚无主义、崇洋媚外、极端个人主义在社会泛起。一段时间，为地主资产阶级和汉奸卖国贼翻案，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喝彩的作品在媒体畅通无阻，并且获大奖。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遭到颠覆，人民文艺的经典遭到篡改，为人民解放牺牲的英雄遭到侮辱，作为国家主人的广大劳动者遭到嘲弄等等，这些问题不纠正，必然损害党的形象，削弱人民的斗志，危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及全面建设，甚至会颠覆人民政权。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丢掉了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丧失了党对文化的领导权，让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占领了主阵地。
现在，世界百年之大变局在发展演变，我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是前所未有。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要弘扬《讲话》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文艺前进方向，为人民掌握文艺的领导权，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建设好文化的军队，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团结鼓舞人民奋进新征程。
二、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
党要为人民掌握文艺的领导权，最根本的是要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这是人民文艺思想的核心。
毛主席在《讲话》中针对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不纠缠具体问题，不就事论事，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洞察力，高屋建瓴，抓住问题的核心和实质。他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是文艺的第一创造者。人民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文艺的主人。然而，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旧中国，基本的文艺资源却被少数达官贵人所占有，人民不仅被剥夺了文艺表现的权利，而且被剥夺了文艺享受的权利。这是对历史的颠倒。
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是对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总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顽强地推动革命文艺发展。在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一些具有历史主动性的工人、农民形象。如田汉的话剧《顾正红之死》，以当时发生的五卅运动为题材，热情讴歌了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不屈精神。蒋光慈创作的长篇小说《田野的风》（原名《咆哮了的土地》），以大革命前后农村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反映了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挣脱反革命封建势力的桎梏、掌握自己命运的英勇斗争。叶紫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将主要笔墨集中于他的家乡洞庭湖滨，描写了旧中国农村的深重苦难和广大农民中蕴藏的排山倒海一般的革命力量，揭示了人民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被鲁迅誉为回答压迫者的战斗文学。在中央苏区，各种剧团、剧社、俱乐部遍及部队和城乡。如毛主席搞过调查的兴国县长冈乡，就成立了四个俱乐部，每村一个，每个俱乐部里都有新戏。戏剧工作者根据革命斗争需要，编演了《父与子》《破牢》《松鼠》《活菩萨》《武装起来》等反映革命斗争生活、深受广大军民欢迎的作品。唱山歌是苏区人民的悠久传统。自从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以后，山歌的格调便为之一变，成为人民群众抒发新的感觉、愿望和激情的有效形式。“山歌不打不风流，共产不行不自由。行起共产郎先去，唱起山歌妹带头。”正是在这些歌声的激励下，兴国县曾在三天之内组建起模范师、工人师、少共师三支红军队伍，因此留下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千古佳话。那一时期的人民文艺处于初始阶段，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围剿，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发展的。虽然有许多局限性，但充分说明，文艺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生命力，才能在革命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文艺为人民服务思想是正本清源，对一些错误观念的校正。毛主席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就十分赞赏某些进步作家对“下层等级”的“生活、命运、欢乐和痛苦”的描写，并誉他们为“时代的旗帜”（《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他非常关心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品，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二十世纪初，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提出，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同蔡特金谈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 （《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第912、916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许多共产党人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李大钊1923年1月在《新青年》指出：“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群众的讴歌。”邓中夏提出，诗歌必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茅盾在《文学与人生》和《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代文坛的感想》两文中提出，“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学”。“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指出，“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作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但是，这些思想没有被许多文艺工作者接受，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解决。有些人最初提出的所谓的“平民”、“民众”，实际上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被许多人理解为只是作品语言与表现形式的通俗化；一些革命作家也写过一些反映工农斗争生活的比较好的作品，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作家主观思想上的弱点，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并未真正提上日程。不少左翼作者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感情认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1941年前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正是“五四”以来这些弱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
毛主席根据唯物史观和革命文艺实践，针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在《引言》与《结论》的各个部分，构成了文艺为人民、为工农兵服务的明确完整的纲领。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明确具体的说明：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 “为这四种人服务”，其中又着重强调了“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观，反映了文艺人民性的核心内涵。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重要标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也是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价值观要求。指明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为人民服务文艺作品，如《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通过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除了创作新剧目，对旧有剧目的改编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毛主席在看过重新改编的平剧《逼上梁山》后，专门给编导者杨绍萱、齐燕铭去信，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鼓励他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80年来，我们党坚持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党的文艺工作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作为建设人民文化的根本指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任务，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新时代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新要求新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反映好人民心声。他告诫文艺工作者：“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必须“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千百万人民文艺战士茁壮成长，人民文艺事业蓬勃发展。广大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优秀作品，弘扬了中国精神，凝聚了中国力量，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在现实社会中，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依然存在。有些人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金钱服务，为资本利益集团服务。有的不反映人民心声，不讴歌人民英雄，弘扬清风正气，而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些文艺组织，摒人民于文艺之外，搞所谓文艺圈，成了以利益为纽带的联盟，成了少数人放纵情欲、物欲、自我表现欲的闹场，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必然腐蚀人们思想，坏社会风气，危害人民事业。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上，人民文艺事业要发展，必须坚持为文艺人民服务的方向，坚决与脱离人民，危害人民利益的言行作斗争，及时清除污泥浊水，保证新时代文艺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
文艺怎样为人民服务？《讲话》针对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了系统的分析阐述。其中最先指出的，也是最重要问题，就是“立场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毛主席之所以将立场问题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是因为任何工作都有其立场，文艺工作也不例外。只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真正辨明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进而搞清楚应该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拥护什么、打倒什么。而所谓中立、所谓不持立场，本身也是一种立场选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下，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实质上就意味着放弃斗争，屈服于“三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和压迫。
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广大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真正的主人。文艺只有为人民而作、为人民而歌，才能抓住历史的本质，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毛主席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关于立场问题，朱德也在座谈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人民才是文艺工作的最终评判者，专门批驳了轻视人民群众的观点。他说：“一个人不要眼睛长得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都要由工农兵批准才行！”
站在人民的立场处理“普及与提高关系”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地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广大工农兵特别是农民群众由于长期受着剥削阶级的统治，受着封建迷信、愚昧无知以及各种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思想上解放，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要求得到所急需的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鼓舞革命热情和胜利信心，同心同德地跟敌人作斗争。因此，对于他们，首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又需要指导，普及以后随着而来的就要求提高，而且还有“干部所需要的提高”，所以，在重视普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提高。由此，毛主席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的著名公式：“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从而澄清了过去莫衷一是的不少混乱看法。毛主席又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些透辟的论述，不仅对于文艺工作，而且对其他许多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站在人民的立场处理“政治与文艺关系”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过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所谓文艺创作是“下意识的过程”、“艺术和政论往往不是一元的”。另一种是对政治作出机械狭窄的理解，并且忽视文艺的特征，以致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只是当成宣传某项政治措施，或图解某项具体政策。《讲话》既批判了托洛茨基的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也注意防止和反对了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一方面，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揭示的，正是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必然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毛主席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这就划清了无产阶级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的原则界线。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总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符合客观的生活真实的，违背人民利益、违反生活真实的政治，决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文艺家，既应该以高度的自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有高度的勇气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和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联系起来，在重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求得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讲话》科学阐述了政治与文艺的辩证关系，内容全面深刻，这些思想对于哺育人民文艺战士的健康成长，推进人民文艺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讲话》还总结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经验，从理论原则上阐明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统一战线是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要发展人民文艺必须建设好统一战线。毛主席认为，首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是以革命力量为核心的多层次的统一战线。既服从政治、又区分若干层次，既坚持团结、又不放弃斗争的基本政策原则。过去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由于不懂得这个原则，有时离开了团结抗日这个政治前提而硬要对方服从自己的某个口号，以致产生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左”的错误；有时又为了照顾团结而忘记坚持必要的原则和斗争，以致产生某种右的偏差。毛主席指出：“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他又说：“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讲话》对文艺统一战线的论述，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策略在文艺战线的具体运用。对壮大革命力量，战胜敌人，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站在人民的立场处理“歌颂与暴露关系”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在延安文艺工作者中有严重的分歧，存在许多错误观点。有的说，“从来的文艺作品就是写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有的认为，“从来的文艺任务就在暴露”。有的标榜所谓独立人格，不屑于歌颂党和人民的光明，而热衷于“暴露黑暗”。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先后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文章，这些文章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延安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有些文章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印刷散发用来攻击解放区，造成不良的影响，引起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不满。贺龙、王震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毛主席指出，对这种问题，不能抽象地进行讨论，而是要立足于人民立场。对于人民的敌人，文艺工作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同时鼓舞人民坚决斗争、敢于胜利。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人民中存在的缺点需要批评，也应当批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不能冷嘲热讽、恶意攻击。同时，更应该从大局着眼，看到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主体力量，“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朱德在会上也强调，文艺应该歌颂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颂？”这就是说，歌颂光明、歌颂党、歌颂人民群众，要理直气壮，不要犹犹豫豫、遮遮掩掩。《讲话》纠正了对“歌颂与暴露关系”的错误认识，明确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基本任务，引导大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发挥好文艺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80年来，我们党坚持了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立场上的原则，推进了人民文艺事业的发展。广大文艺工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分别创作了《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描绘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毛泽东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说：一口气读完了这两篇文章，“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丁玲对此感受很深，她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文艺界出现了一些问题。党中央及时予以纠正。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参加的有北京的和外地的戏剧工作者约2000多人。事后有的人对演出不满，写信提出意见。中宣部立即向剧协党组作了传达，责成他们检查，并于3月下旬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连续开了3次会，进行讨论。随后，全国文联、作协、音协、美协、舞协。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学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20多天时间进行整风，中宣部将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了批示。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是一些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中央有关部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文艺界进行了深入的教育整顿，对文学艺术进行改革创新。后来涌现出大批反映革命斗争，歌颂人民的优秀作品。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等。这些作品达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得到国外同行艺术家普遍的高度评价。是中国人民文艺的一座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后，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的影响，有些文艺工作者包括有的政府官员，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个人利益、资本利益集团，国外敌对势力的立场上，搞创作，做工作，出现许多问题。有的作品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作品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据媒体反映，有个作家发表污蔑土改斗争，为地主阶级翻案小说后，在抗疫斗争中，又写“日记”在西方火速出版，为国外敌对势力甩锅中国“递刀子”。中美合编辞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99年版《辞海》，按美国的意见，对过去的《辞海》删改了数以千百计的有关词条，把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实、侵华人物和我国投降派代表人物的罪行、罪责都删除，都给他们“摘帽子”、“重新估价”、恢复名誉，把历史是非搞了个大颠倒。这就使党和革命人民的历史成了虚无。贬低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如【中国共产党】词条中，删除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毛泽东】词条删除了百分之七十左右，只剩下700多字，删除“伟大的”，删除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三湾改编】词条中，删除毛主席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淮海战役】词条，删除了毛主席领导。还删除了【张思德】词条中的“毛泽东在为他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话……”的内容。删除了雷锋、王杰、王进喜、焦裕禄等英模人物学毛著，运用毛泽东思想和拥护共产党的事迹。删除了【东方红】词条。后来，反映抗日战争英雄的《狼牙山五壮士》和反映抗美援朝英雄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也从初中语文课本中删除。专家的解释是，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有的小学教材插图，丑化中国儿童，错画中国国旗、漏画中国台湾、宣传美国国旗、搞性暗示等等。有的人以丑化人民，抹黑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作品，在国外获大奖，有的官员还为其站台喝彩。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批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坚持人民立场，拨正了文艺发展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逐步纠正文艺中的问题。
实践证明，《讲话》关于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思想，是建设人民文艺的正确原则。站稳了立场，才能辨明是非，明确方向，处理好各种问题。才能作出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发展。站在人民立场上，不仅是文艺工作的原则，而且是党的各项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对我们党领导革命和治国理政，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走建设人民文艺的正确之路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好，就要走出一条正确的路径。《讲话》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指明了人民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目标，提出了根本原则和基本任务，还在于指出了实现目标，完成任务的具体路径。
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紧密结合文艺的规律特点和革命文艺实践中反映的问题，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建设人民文艺的路径和方法。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讲话》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了文艺的来源，从作家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源泉两个方面，科学地阐明了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文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观点。毛主席指出，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毛主席认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建立和发展，既有赖于“革命作家头脑”这个主观条件，也有赖于“人民生活”源泉这个客观条件。只有解决好作家思想感情的转变和社会生活源泉的获取这两方面的关键问题，“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毛主席十分重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他给文艺大众化下了新的定义：“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并且以他自己的经验为例，具体亲切地说明在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改变思想感情的必要和可能。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主席还指出，要解决是能否获取充足的生活源泉亦即文艺家是否熟悉工农群众的问题。抗日时期的延安和各个民主根据地，有些作家对工农兵群众“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与自身承担的任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了解工农兵，当然就无法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造成对工农兵的严重歪曲。针对这种状况，毛主席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的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就这样，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即转变思想，又获取源泉，这是一条把思想改造跟获得创作源泉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发展人民文艺的根本道路，也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一条根本生命线。有了这条生命线，文艺就有了最丰富的源泉，永远不会枯竭，作家个人也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江郎才尽”的危险；有了这条生命线，作家才能“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真正化为血肉的丰富充实的革命思想感情，创作出受人民欢迎的作品。
——把握正确的批评标准。《讲话》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斗争方法之一。只有开展正确的批评，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文艺才能发展。《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关于政治标准：“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是坏的。” 关于艺术标准：“一切利于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差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如何处理两种标准的关系？“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定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作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毛主席指出，文艺批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不管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批评要坚持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极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批评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做到团结。“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评判和驳斥。”“我们的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抗日团结的大原则下，我们应当允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存在。”《讲话》还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如“人性论”，毛主席鲜明地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关于“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毛主席认为，“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际的产物。”“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阶级社会，爱有阶级性。革命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这些东西。”
——在继承中创新发展。《讲话》阐述了人民文艺发展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的思想。毛主席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毛主席还指出，文学艺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革命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战服务，动员人民、凝聚人心，鼓舞人民积极抗战的文艺，就是关注时代、把握时代精神、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命文艺。随着时代的发展，形势的变化，人民文艺的方针政策策略和内容形式也要随之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的新情况。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提出了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为人民文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指明了道路。这就告诉我们，人民的文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不是关门保守主义，不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而是要有宽阔的胸怀，虚心的态度，学习前人和别人先进的东西，创新发展。只有继承古今中外优秀的传统，着眼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的需求，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
——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讲话》认真分析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改造思想的要求。毛主席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创作水平。毛主席要求文艺工作者的立足点“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主席还引用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座右铭。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讲话》关于走人民文艺之路的思想，揭示了人民文艺建设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文艺工作者发展的正确道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延安文艺运动是一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自我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既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整风，又有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深入前线的实践。教育的实质是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影响，把立足点、思想感情真正转移到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劳动人民一边。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实现了思想感情的蜕变，焕发了新活力，开辟了新境界，创作出人民欢迎的新作品。欧阳山在20世纪20年代曾写过不少传达苦闷感伤情绪的小说，直至来到延安以后，仍然存在“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之类的糊涂观念。但是经过整风，特别是经过火热斗争的洗礼，他逐渐甩掉小资产阶级的因袭重担，逐渐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事物，于是写出了深受广大工农兵喜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艾青为了创作叙事长诗《吴满有》，主动住到吴满有家里，与他朝夕相处、平等交流，终于走进其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深处。写出初稿以后，诗人又到吴满有家里当面听取意见、不断修改，直到吴满有满意为止。1944年，艾青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发扬延安优良传统，一直在深入生活中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从创作主体上保障了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激发了创作艺术灵感，涌现出大批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全面展现了合作化运动给当代农民命运带来的巨大改变。他为了创作，定居皇甫村，同普通农民在一起生产生活长达14年。他真正把自己当作农民来生活、思考并展开自我认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能把农村故事讲述得那么生动、把农民形象刻画得那么鲜活，受到读者欢迎和喜爱。京剧被作为“国粹”，从“徽班”进京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而且形式固定陈旧。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文艺工作者改革创新。相继推出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等20多部现代剧。不仅李玉和、方海珍、江水英、柯湘、郭建光、杨子荣、杨育才等工农兵英雄人物登上了舞台，而且在唱腔、音乐、舞美等全方位进行了创新。既保留了中国京剧的传统风格，又引入了西方的现代元素，达到了人民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中国京剧的里程碑。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2008年，教育部对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有关京剧的教学内容，在教育部指定的15首曲目中，《穷人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经典“样板戏”京剧唱段都入选。芭蕾舞是孕育于法国宫廷、以表现贵族生活为主的欧洲古典舞蹈。中国文艺工作者借鉴芭蕾舞的形式创作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用芭蕾艺术展示革命战争，传承红色基因，是世界芭蕾艺术的首创。为了搞好创作，演职人员到海南岛，深入五指山、万泉河、椰林寨，听红色娘子军老连长讲当年战斗故事，到部队当兵，了解民俗风情。一些没有出过学校门、机关门、宿舍门的“三门干部”，受到历练，学到了知识，磨练了意志，转变了思想，提高了能力。许多同志说，过去根本不了解社会是怎么一回事。自从进了海南岛，就好像进了大课堂，进了创作的资料库，激情、灵感都来了。1964年9月《红色娘子军》首演，立刻好评潮涌。毛主席看后说：“革命是成功的，方向是对头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50多年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场次累计达4000余场，受邀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丹麦、澳大利亚、以色列等20多个国家上演。特别是在芭蕾的故乡法国，登上了芭蕾舞剧的圣殿—— 巴黎歌剧院的舞台，得到法国媒体和观众的高度评价。为中国芭蕾艺术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在新时代，政治形势、社会环境和生活实践与延安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讲话》的思想依然是指引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讲话》提出的基本原则和路径，依然对人民文艺工作者有帮助。近年来，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报告文学《走向乡村振兴》，话剧《深海》，电影《守岛人》，电视剧《外交风云》《觉醒年代》《山海情》，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永不消逝的电波》，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等，都是践行《讲话》精神的成果。当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有的人孤芳自赏，只写自己或小圈子的事情，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有的把追求在国外获大奖作为唯一目标，不惜丑化人民。抹黑祖国，诽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文艺评价上，不讲政治标准，不顾人民态度，不看社会效果。只看流量、收视率、市场份额和所谓的国际标准等。都是违反《讲话》精神的恶果。这些问题危害很大，必须纠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同人民一道感受时代的脉搏，生命的光彩，为时代和人民放歌。”我们要把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之路，创作出更多更好，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
真金不怕火炼，历史检验真理。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世界文艺思想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经过80年的风吹浪打，人民文艺思想的光辉更加璀璨，照耀人民文艺事业砥砺前行。
（作者原系某军事院校副政委，现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领导力专业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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