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邓大姐去世的噩耗传来，外交部全体人员无限悲恸，同声哀悼，深切缅怀她战斗一生的光辉业绩、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无上高洁的品德情操，回忆邓大姐对外交工作、外交队伍成长的关心和对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与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作的贡献。
建国之初，为创建我国独立自主新型外交的需要，中央从党、政、军系统调了一批干部和将军到外交战线工作，有的被任命为驻外大使和参赞等高级外交官。他们的伴侣都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岗位。她们对随丈夫出国成为家属想不通，推举代表要求见周恩来总理。就在这时，邓大姐受周总理委托会见她们。邓大姐用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工作期间的经历现身说法，亲切地同她们促膝谈心，谆谆善诱地做思想工作。她先举例：一天有人打电话找周太太，她一时未转过弯来，就回答说我们这儿没有周太太。等放下电话，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是指自己。接着她说，外交战线是特殊的战线，无论男女都是外交战士。在国外，夫人的地位是高的，因为是夫人，人家不愿向下边的外交官说的话，却愿给夫人说。这是个有利条件，做好这项工作对国家有利。她还勉励大家出国后要注意保持部队的优良作风，体现新中国妇女的气质和风采。邓大姐的谈话，解开了她们思想上的疙瘩，从而愉快地随同丈夫出国了。
邓大姐以全国妇联领导人的身分，一直关心着这支外交官夫人队伍的成长，不断给予指导和帮助。她提出，外交部要关心和培养女干部，指导驻外使馆的夫人工作；驻外使馆要为开展夫人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夫人本身要热爱本职工作，努力学习对外方针政策和外语，熟悉国际形势和驻在国情况，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做好工作。她还特别嘱咐外交部夫人工作领导小组，既要做好国外夫人的工作，也要做好国内家属的工作。大使夫人回国休假要求见她时，她总是欣然答应，倾听她们的汇报，重视她们的经验，肯定她们的工作成绩。对她们反映的困难和思想问题，进行启发诱导，帮助解决，从不简单地批评指责，使人感到鼓舞。
在悉心总结夫人对外工作的基础上，邓大姐明确提出了夫人工作的指导方针。第一，中国的夫人外交工作，既不同于某些西方国家那样把夫人和大使放在同等地位，也不同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把夫人排除在外交工作之外，我们的夫人工作是驻外使馆工作和国家外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位置要恰如其分。第二，夫人工作的任务是，对外协助大使开展友好活动，同驻在国政府官员的夫人和他国使节的夫人建立联系、进行交往，同时配合全国妇联做国际妇女友好工作；对内特别要做好使馆的团结工作，成为团结的模范。第三，对外工作中要注意妇女的特点，可从谈妇幼问题入手，再交谈需要谈的政治性或其他重要问题，以诚待人，虚心学习，广交朋友。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都被调回国，大使、参赞被批判，他们的夫人就得陪斗，伤透人心。“文化大革命”后期，陆续派出大使、参赞，心有余悸的夫人们不愿再随着出去。在这迫切需要派出女同志恢复夫人工作的时刻，正在抱病休假的邓大姐，得知外交部要召开夫人工作座谈会，坚持出席并作讲话。她说，我们应该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不管你重视不重视，去做还是不去做，夫人工作是客观存在，而且是世界范畴的活动。从世界战略观点来看，夫人工作是大有可为的，应该放在适当位置，给予应有的重视。夫人工作是跟整个外交路线、外交政策、外交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驻外使馆外交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应该丢掉它。在邓大姐循循诱导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夫人们的疑虑解除了，精神抖擞地重新赴任了。许多驻外使馆还成立了夫人工作小组，这项工作不但得以恢复，而且走上了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
邓大姐长期从事国际友好活动，会见了来自五大洲许多国家领导人夫妇及各阶层友人。在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之后，不顾高龄，不辞辛劳，以国家领导人的身分，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先后出访缅甸、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鲜、泰国、法国和欧洲议会。在出访中，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度自尊和自信，同时又虚怀若谷，以诚待人，实践了她对自己提出的“谦虚和蔼，作风朴实，态度诚恳，政治敏锐”的箴言。
邓大姐出访中受到各国破格接待和欢迎。在斯里兰卡，总统高伯拉瓦、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机场迎候。当班达拉奈克夫人接过邓大姐从中南海西花厅摘来的一束鲜花时，感动万分。在日本，滩尾弘吉议长及日本各政党领导人、各界著名人士和众多的老朋友，列队在机场欢迎。在平壤，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夫人到机场迎接，表达对多年未见的老战友的情谊。在曼谷，江萨总理怀着深深景仰之情叫着“邓大姐”，并在宴会上和议长哈林、最高法院院长巴托·提拉瓦一起为邓大姐合唱泰国著名民歌“白莲花”。在周总理青年时代曾勤工俭学过的巴黎，法国议会特意在专门接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西奥利机场贵宾厅，隆重举行了欢迎仪式。
邓大姐在日本享有崇高的声望，情景令人感动。她在访问日本的10天中，从东京到富士山下的箱根、到古都奈良、岚山、大阪，参加各种活动几十次，会见了数千名各界朋友和人士。当时已是75岁高龄的邓大姐，在到达东京的第一天就一连参加八项重要活动，以后在东京每天活动也达六七项之多，十分紧张。但她总是以精力充沛、孜孜不倦、谦虚谨慎、一丝不苟、热情诚恳、为人着想、敏锐豁达的独特风格和风度，赢得了“杰出周总理的杰出夫人”的赞誉。在会见日本天皇裕仁、首相大平正芳、参众两院议长、外相园田直、各政党领导人及新老朋友和各界人士时，她均强调中日友好要世代相传，不仅这一代要友好，下一代要友好，而且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不顾医生的劝阻，拖着病体携夫人赶来会见邓大姐。前首相田中夫妇率30多位田中派议员站在私邸门前八重樱花树下迎接邓大姐，又在院中两棵“孙子树”下合影。田中说：这两棵树是他外孙栽种的，命名为“孙子树”，表示要把他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意愿传给子孙后代，以便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一批已故日本著名人士的遗孀、子女及孙子女见到邓颖超副委员长，纷纷激动地表示要继承先辈从事中日友好的未竟事业。老朋友池田大作对邓大姐说：为欢迎您访问日本，我们在创价大学校园里种了两棵樱花树，取名“周夫妇樱”，以表敬意。著名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携妻室儿女从横滨赶到箱根看望邓大姐，他抱着女儿的3岁干儿子用汉语说：“让孙子参见邓奶奶”。在岚山，当地群众和从日本各地赶来参加周总理诗碑揭幕式的朋友们，举着“中日人民友好万岁”、“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等标语牌，高唱着《周总理和我们亲又亲》的歌曲，在蒙蒙细雨中，夹道欢迎邓大姐。她在揭幕式上说：周总理生前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两国人民友好世代相传。现在，条约的缔结已为中日两国永远友好奠定了牢固基础。让我们共同努力，使我们两国伟大人民的友谊，像参天的松柏，万古长青。在专为欢迎邓大姐而建造的餐馆举行的宴会上，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一直守候在邓颖超身边，为她上菜，自己却没有进餐。他真挚动情地说：我很想在日本接待周总理，这个愿望终于由您实现了，请允许我也称您为邓大姐吧！当邓大姐登上专机就要离开日本回国，机上服务员把从她居住的西花厅院内采来的一束含苞待放的海棠花献给她时，邓大姐立即转送给园田直外相夫人。园田直夫人得知此花束来自北京中南海，激动得连连弯腰鞠躬，在场的日本朋友无不为之感动。我们的邓大姐就是这样细腻而精心地做友好工作，播下一粒粒友谊的种子。
在斯里兰卡，邓大姐发表讲话说：“当人类还只能靠木船航行的时候，我们的长辈就远涉重洋，相互寻求知识和友谊，写下了许多优美的篇章。我深信，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精心培育下，中斯友谊之花必将越开越茂盛、越鲜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您一生的作为，是妇女们，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妇女们引以为骄傲的典范”，“您像周恩来总理一样，也是广闻博识、明达而又虚怀若谷”。
在伊朗，当邓大姐完成友好使命就要回国时，她同伊朗的安全警卫人员、司机、服务员、炊事员一一握手告别，感谢他们辛勤周到的服务。他们在国宾馆接待过许多国家的贵宾，却是第一次受到邓大姐如此诚挚而亲切的礼遇，怎能不激动万分！这是中华民族的风格，是中国人民对各国人民深情厚谊的体现。
邓大姐访问朝鲜并参加了周恩来铜像和纪念碑揭幕仪式。金日成主席说：“我们不但把邓颖超同志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迎接，而且回忆着为朝中友谊建立了巨大功绩的我们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以敬慕的心情，像亲兄弟迎接大姐一样迎接邓颖超同志。”
在泰国，泰中友协主席春哈旺回忆起当年访华时，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在医院还接见了他。他尊称周总理为“周大哥”，称邓颖超为“邓大姐”。他赞扬“中国是泰国患难之交的真朋友”。前总理巴莫对邓大姐说：“我比你小两岁，你是大姐，我是二弟。”当时在场的朋友无不欢叫邓大姐，人人沉浸在友谊的海洋里。
无上高洁的品德与风范，灿若日月，彪炳人间。邓大姐为党为国无私奉献。她一生中，心里只有人民群众、党的事业、国家利益，唯独没有自己。1991年11月，病重住院的邓大姐本来已不见外宾，可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出于无限敬仰之情，很想见见她，于是安排了礼节性暂短会见。但邓大姐对此极为重视，不顾病魔缠身，坚持坐在轮椅上会见交谈，就中柬友好倾诉了她的殷切心情，西哈努克夫妇无限感激。
邓大姐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她位高而不自居，一生克勤克俭，廉洁奉公，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一次由于天热，周总理在人大会堂把坎肩脱下来放在北门传达室，工作人员看到这件用碎布拼成并打着补丁的坎肩，无不惊奇。当周总理见完外宾出来穿上时，大家才知道那是邓大姐亲手缝制的，又无不激动。邓大姐住处的窗帘都是旧的，连她的衣服有些也是周总理的衣服改成的，出访时用的皮箱也是总理多次用过的。一次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希腊诗人海伦·卡赞扎基夫人等朋友，她穿的西装是用总理当年出席日内瓦会议时的旧制服翻改的。当向客人介绍长征等艰苦卓绝的历史时，她无意中提到她身上穿的西装。卡赞扎基夫人激动得难以自抑，说“让我们摸摸你的衣服吧！”她和她的朋友们走上前来轮流轻轻地用手摸着邓大姐的衣裳，赞叹不已。她们怎么会想到堂堂周总理的夫人、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邓大姐竟是如此简朴呢！邓大姐像周总理一样自我要求特别严格，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时，邓大姐嘱咐工作人员送鲜花给柬埔寨在京女宾以示祝贺，本来按规定买花的钱可以报销，但她坚持自己付了钱。
邓大姐平易近人，关心同志。凡是在她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说她像和蔼可亲的慈母。一次邓大姐前往国宾馆会见西哈努克，由于有关同志工作疏忽，车被门卫拦住，负责同志忙向邓大姐道歉，并要批评警卫战士。邓大姐马上说：“不要这么讲，没关系，警卫战士为了保卫大门，尽了职责。”每次出访，邓大姐对随行人员从思想到生活都关怀备至。1977年访问伊朗时，她到大使馆看望同志们，席地而坐，同大家促膝谈心。1979年访问朝鲜时，她到大使馆向同志们问寒问暖，还以自己为例谈如何同疾病作斗争，如何坚持吃药、练气功。在北京，一位女翻译由于工作需要一连几天回不了家，照顾不了孩子。邓大姐得知其退休在上海的父亲按规定可以调北京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打招呼，解决了这位女翻译的后顾之忧。
邓大姐言传身教，严格耐心。她对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帮助。大家说，给邓大姐当翻译时心情特别舒畅。访问日本时，在一次宴会上，邓大姐多送给议长一个筷架，指名给议长夫人。当得知这位议长夫人已过世时，邓大姐马上婉转地予以弥补，翻译同志很不好受，心里埋怨有关部门未明情况，准备不周，致使邓大姐失言。事后，邓大姐严肃认真又平心静气地给大家讲“外事无小事”的道理，要有关同志不要背包袱，吸取教训就是了。
邓大姐虚怀若谷，善于学习。邓大姐出访时，非常注意学习别国的长处。当她得知火葬在泰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立即表示：那你们比我们先进，我们普遍采取火葬还是近20年的事，我们要向你们学习。邓大姐访问日本归来会见基辛格，当被问到对日本的印象时，她说：日本民族有奋发图强的创造精神，工业很发达，同时又把一千多年前的文化古迹和传统保留下来，印象很深。
邓大姐和周总理，没有子女，没有遗产，一切交公，一无所求，却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信息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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