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初，身在湖南三樟乡的老农民彭友胜，正在张罗一件大事：
给毛主席写信！
为了把这封信写得像模像样，67岁的彭友胜难得大方了一次。他专门上集市买了上好的纸和笔，随后又跑到邻村，请来了一位姓夏的老先生，让他来替自己代笔。信的内容倒是很简单，概括下来就两件事：
一件，问问毛主席是否还记得自己；另一件，委婉地表示自己想谋个差事做。
一个67岁的老农民，为何会想到给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写信？原因很简单：毛泽东18岁当兵时，彭友胜曾是他的副班长。换句话来说：毛泽东曾是他手下的兵。虽然只共事过半年不到，但他们之间曾有过很深的交情。
这封很简单的信，彭友胜让老先生来回写了好几次，直到下午才完工。信一写完，儿女们都抢着要替老父去湘潭寄这封信。但彭友胜不干，非得亲自过湘江、亲手把信送到了邮局。
此后的20多天，对彭友胜来说是无比“难熬”的，他承受着两重压力。
这第一重压力，是来自周围的乡亲们的。自从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湖南的这个小乡村，得知昔日的“润之老弟”当上了主席的彭友胜逢人就说：
我和毛主席共过事，那一年，他在我手下当过列兵呢。
对于这一点，不少乡亲们提出质疑。大伙儿都问他：“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走到底？” 这句话，显然就像一根针一样，扎在了彭友胜心里。每次听到人家这样说，他只能自责地答上一句：“怨只怨我没有先见之明”。
彭友胜明白，大伙儿是不相信“一个老农民曾是主席上级”的说法。所以他急切地希望主席能回信，以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这第二重压力，是来自亲人们。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彭友胜经常跟儿女和老伴说起从前的事，还曾表示要扛上一袋自家的米，去找毛主席。但他这种行为，在家人看来太“疯”了，他们都认为：人家是不是还记得你，都不一定呢！
也就是说，家人们虽然相信他确实和主席共过事，但却并不相信主席和他有很深的交情。在他们看来，仅共事了半年不到、此后25年未再见过面，别说主席这么日理万机的人了，就是普通人也不一定能记得住你。
乡邻们不相信他认识毛泽东，亲人们不相信他们交情深，双重的质疑让彭友胜吃不好、睡不好，整天垂头丧气。任老伴怎么安慰，他都打不起精神来。直到清明过后，一个乡村邮递员出现在了他家门口，他才一下子有了精神气。
没错！20多天后，他等来了毛泽东的回信。
这是一封较长的信，也是笔者在梳理毛泽东书信时，觉得比较难理解透彻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友胜先生：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此复，顺致敬意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1951年3月31日。落款为：毛泽东。
为何说这封信是比较难解读的？
因为毛泽东既没有答应给对方工作，也没有完全拒绝。信的第二段一开始毛泽东就讲明了，希望他能“待在乡下为好”，而且也表示自己不便向湖南方面直接推荐。这是原则性问题，他不能随便徇私。
但同时，毛泽东也替对方想好了出路：如果确实困难，可以自己去找程星龄，自己去省里争取。毛泽东甚至给对方出了主意，该怎么争取才有可能成功。
在这封加上标点共300余字的信里，笔者看到了两个字：尊重！
这种“尊重”，不只是开头的“不要客气”、也不只是结尾的“顺致敬意”等字眼，而是体现在字里行间的一个细节上：
在信中，毛泽东特意用了一个括号，刻意注释了他与彭友胜共事时的关系。“你当副目，我当列兵”，这8个字他本可以不写的。这是一个最高领导人，明确向一个老农民表示“我以前是你的一个兵”，这份气度，几人能有？
所以，这封信是充满人情味而又暖心的。对于彭友胜来说，它是无比珍贵的。
拿着这样一封信，彭友胜喜极而泣。没什么文化的他，硬是把这300多字背得滚瓜烂熟。因为这封信，乡亲们才愿意坐下来，认认真真地听彭友胜讲一讲当年他和他的小列兵之间的事儿。
彭友胜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11年10月份。那时他27岁，在湖南长沙的革命新军里当副班长。这个职位在部队里很低，低到随便一个官都能对你指手画脚，但对彭友胜来说却无比珍贵。15岁就离开老家出来闯荡的他，没有任何背景，是靠一场场硬仗，才当上这个副班长的。
而那一年，毛泽东才18岁，当时是湘乡驻省中学的学生。几个月前，这个小地方来的农村小子才和两个同学一起，拿着小学老师的推荐信，挑着铺盖来到了长沙。临行前，家人和老师们还交代他到了长沙要好好念书，将来要是能当个教书先生就算扬眉吐气了。
可偏偏毛泽东打心底就“不甘心”只是这样活着。军阀混战之下，普通百姓是那么脆弱，如一只只蚂蚁一样，随时都可能死在他们的混战中。有志青年如何能躲到书本后？未来该何去何从，成了毛泽东日日在思考的事。
直到1911年10月，在距离长沙300多公里外的武昌，另一群同样“不甘心”的人，办了件大事：辛亥革命。“革命之火”燃烧到长沙后，毛泽东的所有迷茫都被拨开了，他决定：放弃读书，加入湖南的革命新军。
这一决定违抗了父命，也违抗了师命。
令人无奈的是，当意气风发的毛泽东来到了军营门口时，他得到的是一个令人无奈的通知：要从军需要有可靠的人担保。
此时在长沙举目无亲的毛泽东，哪来的人给他担保？除了与招兵的人争辩，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幸亏有一位名叫朱其升的士兵，听到了他们的争辩，就找到了自己的副班长彭友胜。
彭友胜自己没什么文化，却格外敬重读书人，在他看来能放弃学业选择当兵的年轻人，都是好样的。于是他当下就决定和朱其升一起，做毛泽东的担保人。就这样，18岁的毛泽东在登记本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毛润之。开始了近半年的辛亥革命军生涯。
5个多月，时间不长，但在那样战火纷飞的年代，却足已让两个年轻人成为好兄弟。
刚进军营时，毛泽东几乎是身无分文，棉军衣和被褥也还没分到。幸亏老大哥朱其升，把自己的衣物分了他一半，他才能过冬。彭友胜把毛泽东安排在自己的上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带过那么多兵，他一眼就看得出这个年轻人是真的想为老百姓打仗的人，而不是冲着那几块钱的军饷来的。这一点，他们俩都一样。
没过多久，年少的毛泽东就成了班里的“团宠”对象。他懂大道理，看得懂兵书，能给大伙儿讲理论知识；又会写字，能给大伙儿写家书。得了这样一个列兵，彭友胜得意地很，经常跟别的班长炫耀：我们班有个大秀才！
不过，毛泽东也没少给彭友胜惹麻烦。那时候革命军里有不少人兵痞，经常仗着自己有枪欺负小老百姓。一天，一个兵痞拿了卖烟老人家的两包烟，不给钱就要走。
毛泽东看见后，硬是抓住他不放，逼着他给钱。当时人多，对方也知道自己不占理，只好给钱。从此，他就和毛泽东结下了梁子，只要逮到机会就想报复。不过，毛泽东一点儿也不怕。因为彭班长等兄弟们，自然会帮他摆平。
朝夕相处，让毛泽东对彭友胜有了很深的了解。“闯荡江湖”多年的彭友胜有一身的本事，23岁就加入了新军。当初湖南新军光复长沙时，他曾是打北门的主力。
要能力有能力、要战功有战功，但彭班长就是升不上去，到27岁还是个副班长，原因不过就是：做人太老实了。他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也不懂得主动邀功。但这个“老实班长”，却赢得了全班士兵的敬重，包括毛泽东在内，大伙儿都愿意听他的。
5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1912年3月，宣统帝退位后，毛泽东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都以为革命就此结束了，天下要太平了，所以打算重新回到学校读书。但这兵岂是你想来当就能当，不想来当就不当的？这事，毛泽东只能找到彭班长，希望他能同意。
彭友胜虽万般不舍，却深知自己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便说了这样一段话：
润之，我晓得你胸怀大志，不能长久埋没在这里。你就远走高飞吧，我不会为难你……
你在我手底下当兵，我好好待你；你要走，我祝你有好的前程。接下来，彭友胜为毛泽东做了两件事很暖心的事：
第一件事，和全班战友凑钱，给毛泽东办了一场践行宴，并特意做了一碗红烧肉。彭友胜很了解毛泽东，知道他最爱吃的就是红烧肉。
毛泽东当时的军饷是7块，除掉吃饭等开销外，还剩下4块左右。这些钱毛泽东一分都没留，基本上都花在了买报纸上了，他渴望从报纸上看到武昌、北平等地革命军的消息。所以那时候的毛泽东，精神生活是无比丰富的，但要吃一碗红烧肉却是一种奢望。
第二件事，红烧肉吃完了、践行酒也喝了，彭友胜又把毛泽东叫到了一旁，偷偷地往他手里塞了两块钱，当作给毛泽东的路费。
毛泽东了解彭班长家里的情况，他之所以15岁就会出来谋生，就是因为家里兄弟多、父母身体又不好。所以平日里一发了军饷，他基本都往家里寄了，这两块钱是他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两块钱说多不多，却是彭友胜的一番心意。毛泽东推托不过，只能收下了。
以上就是毛泽东的第一次从军生涯，从1911年10月份开始，到1912年3月底结束。对于这次从军生涯，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接受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曾无限温情地表示，自己在部队里认识了两个好友，一个是战友朱其升；一个是副目（也就是副班长）彭友胜。
这次分别后，彭友胜和毛泽东有15年不曾相见。在这15年里，毛泽东在湖南一师上过学、和同学们办过新民学会、在北大图书馆当过小管理员。一番努力后，他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
而彭友胜所在的部队，也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他也慢慢由一个班长爬到少尉排长的位置。这个位置对于别的军官来说比“蜗牛还慢”，但对老实的彭友胜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一天，彭友胜在一张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
毛君润之来穗讲学
这时彭友胜才知道，润之老弟要来广州了。15年不见，兜兜转转，他们还是都在革命队伍里了。只不过昔日的副班长，现在的职位却远低于曾经的列兵了。不过彭友胜相信，不管身份怎么变，战友情是变不了的，他决定上门去找毛泽东。出发前，他特意理了个发，换了身新衣服。
“老上司”来访，毛泽东可是一点儿都没怠慢！卫兵一报告，他就出来迎接，老哥俩又像从前一样聊了起来。他们谈了很多，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结婚了没有、家里是不是都好。最后，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邀请：
到我身边来，我们一起干革命！我们兄弟不再分开了……
这个建议，其实就是希望彭友胜放弃在原部队的职位，跟着毛泽东加入共产党。遗憾的是，彭友胜没有接受这次邀请，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当时他给出的理由是：
我是个大老粗，干不了舞文弄墨、治国安邦的大事。留在你身边帮不了什么忙，不如继续当兵扛枪好……
正是因为这个选择，彭友胜晚年才会怨自己“没有先见之明”。彭友胜不是不相信润之老弟能干成大事，而是那时候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是在哪里打仗都一样是为了老百姓，所以也就不用折腾了。毛泽东没有勉强他，两人聊了许久后，便再次分别了。
此次过后，两人就各自奔向了属于自己的战场。他们的初衷都是为苍生立命，只是毛泽东选对了方向，而彭友胜却跟错了人。
不久，彭友胜参加了北伐，在后来的抗日战场上屡立战功。多年的从军生涯，彭友胜终换来了一个副连长的职位，一家老小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在很多人看来，他也算是熬出来了。
但这官没当多久，彭友胜就做了一个让同僚们无法理解的决定：
离开部队，当个普通人。
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原因是：他对国民党部队里的种种不堪行径心灰意冷。他不明白什么叫“攘外必先安内”，他更不明白为何明明都是中国人，他们却非得放着日本人不打，要用枪口对准自己的兄弟？想不通这个问题，不如索性不干了。
这个决定很“任性”，却令人钦佩。
为了这个“任性”的决定，彭友胜没少吃苦头。为了养家糊口，这个曾经的副连长在县里看过仓库、打过各种零工。再难的时候，他都没想过再回去。1940年，他回到老家种起了地。
读到这里，不知朋友们是否和笔者一样，会对彭友胜有这样一个认知：这个老兵还真就不是一个给国民党当兵的料。溜须拍马他学不会、做人又太有原则、就连放弃底线服从命令，他都做不到。
但事实上，他又比那时的大多数人都活得通透。对战友，他够仁义；对像毛泽东这样的有志少年，他懂得欣赏。面对毛泽东的邀请，他确实没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分得清对与错。
而这些，正是毛泽东25年都没有忘记他的原因。
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67岁的彭友胜坐着车，直奔长沙。当他把这封信交给湖南省副主席程星龄后，自然受到了热情的招待。毕竟信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农民曾经可是毛主席的上级。
但没过多久，彭友胜就闹脾气了，坚持要回老家种地去，他对程星龄说：
你们把我当上宾，天天让我吃鱼吃肉，又没事可干……
老爷子说这话时，是真的急了。自己不过就是来找份工作，又不是为了来混吃混喝的，这样白吃白喝怎么行。其实副主席程星龄也委屈，老爷子年纪不小了，省里也确实没有合适他的工作。这一点，他一直不知该如何向对方解释。
这事程星龄虽然没说，但老爷子自己倒是看出来了。他看着省里的工作人员成天忙忙碌碌的，又是整理各类文件、又是忙着重新振兴长沙的教育，而这些事自己完全不懂。所以他才主动提出，要回到老家种地去，不给政府添麻烦了。
当然，当地政府也没亏待他，决定按规定每个月给他发30块钱的补助。彭老爷子得到这份补助，不是因为他曾是毛主席的老班长，而是因为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兵，在抗日战争上曾立过战功。
30块钱虽不多，但对彭老爷子来说，却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肯定。所以每次领钱他都乐呵呵的，这钱他拿得踏实，因为是凭自己的实力拿的。也就是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地读懂了毛泽东的那封信：不直接推荐他是对的。
此后，彭老爷子发挥老兵本色，在当地带着乡亲们种茶叶。每一年茶叶丰收时，老爷子都不忘包上一包雨前茶，寄到北京去，让老战友毛泽东也尝一尝。而每次喝到新茶，毛泽东都不忘提醒办公厅的同志们：记得回信。
所以，每一次送完茶叶后不久，老爷子都会收到办公厅的回信：
友胜先生，你寄来的茶叶收到。
这茶，一送就是18年。后来湖南的文艺工作者受到此事的启发，写出了一首名为《挑担茶叶上北京》的经典歌曲。
梳理这封毛泽东和彭友胜先生的书信，一方面，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毛泽东18岁的从军经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解答前几日一位读者提出的一个疑问：毛主席在建国后，经常拒绝亲朋好友求职的请求，其中甚至包括了杨开慧的亲哥哥杨开智先生，为何最后这些被拒绝的人却都不怪他？还愿意继续为新中国努力？
笔者相信这封给老班长的回信，应该能给这位读者一个答案。真正的有人情味，不是假客套，而是坦诚、率直地对人。尊重，从来就该是由心而发的，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一封书信，一段尘封的往事，本期是毛泽东书信的第十四期，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及彭友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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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闳采编：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