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在写关于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有关话题时，写到朱德总司令对几个不同意歌颂八路军、不同意歌颂共产党的人发言时，几乎用发怒的口语质问：“不写八路军、不写共产党，要你们文艺干什么？”紧接着，毛主席在总结讲话中就朱老总这个质问发表了一段“歌颂与暴露”关系的著名讲话。套用朱老总当年讲话，说今天的问题，我这样发问：如果不写当下全民的抗灾，不写党领导的这次重大行动，你专写黑暗、恐怖，人民还用优厚待遇养你们干什么？
并非随意之问，这就是我们眼下发生的问题。当下正在进行的全民抗灾，胜负无疑对国家的现实和未来将起着巨大的影响。不仅仅是每一天国民经济3000多亿的经济收入受损，更主要的是，把我们视为对手的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们，一开始就以幸灾乐祸的心态，把一个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与政治挂钩，企图把这样一个巨大的灾害作为拖垮中国的天赐良机，立足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思维，在中国全民抗灾的当下，采取了一系列极其荒唐的不人道的手段。党中央看到了这个问题极其重大，总书记习近平亲自布局，全民抗灾，志在必胜。提出了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中国胜的总决心。这绝不是一句平常的宣传口号。因为中国胜负，决定了世界下一步全球化道路上的政治格局。极其重大。在这样一个关乎国家重大利益的重要时刻，能否以大局为重，国家利益为重，去为全民抗灾鼓劲加油，就不是一般的宣传意义，而是对每一个公民的国家观念的检阅。
相反，就是在这样一个近乎战争的背景下，我们国内的的确确有些网络大V,一些媒体人，包括不少学者、作家、教授，一句话，一些知识人，不是用自己手中之笔支持国家的抗灾大事，而是在哪儿拼命传播恐怖、扩张恐惧、制造谣言，甚至大写死亡，写火葬场，写遇难者的心碎的哭喊。一些获得过这奖那奖的人，在哪儿端着个作家的臭架子，以智者的冷漠，干着与国家要求极不相符的勾当，写一些不仅丝毫不能给人民鼓劲而是完全阴阳怪气的坏东西。有的甚至鼓励提倡党报给“公开叫骂的机会。散布殡仪馆到处都是满地手机。”只要看了这个场面，武汉，这个抗疫大战的英雄城市的形象就立刻会荡然无存。你就会感到恐惧，感到害怕，感到绝望。你就会觉得中央党报的报道不可信，这些才是真实。这样明显带有严重问题的文章，我们某些主流媒体还为其洗地，这是极为糟糕的。还有，只要我们的一线记者写了抗灾，写了英雄，立即就会遭受围攻，说这些都是“马屁文字”“洗地文字”，甚至嘲讽说这是吃“人血馒头”，都不真实，这样的一些文字几乎充斥网络，这简直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主流宣传的公开挑战。
让人民无比愤怒的是，这样极其荒唐的打着关注民生的文章，竟然可以公开地见诸于各类自媒体公众号。我思考很久，这也正是我们对这个领域这些年失于管理的必然恶果，也是我们在多个时候主流语言缺席的恶果。这些人中，不少人基本都是沉默和缺席这场全民族的抗灾决战。正如有些文章直接质问的：大灾面前，那些拿大奖的作家明星们都怎么不见了？他们都去哪了？有一篇文章有根据地说，全国百分之七十的大牌明星揣着从人民手里骗来的钱，都到国外躲难去了。我们的善良的百姓们，经过这场战疫，我们再也不要盲目认为这些人是了不起的什么人，什么人？根本与人民关切毫不相干的人，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贵族。
让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就是这么一些散布悲观扩张恐怖的人，他们利用已有的名声，正在国内受到无数无知者的追捧，这对我们的决胜大局将产生极大影响。什么“xx日记”“xx武汉”等等，看了这些东西，这些人曾经有过的所有光环立即荡然无存。因为国家大灾大难的关键时刻，你的根本立场发生了问题。一些社会群众反映很强烈的东西，这样一些明显与抗灾宣传不合拍的东西，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下决心坚决管一管。比如把我们的方舱医院说成是集中营、难民营的那些家伙，简直就是汉奸，而老百姓现在亲眼所见的是，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所想象的标本，病好了还是不想出来。这里人际关系，护士照顾太好了。怎么对同一个事物的判断差别就如此之大呢？
在战争背景下，我们老一辈的作家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到战壕去写，到炮火下去些。我是亲自采访过老作家刘白羽、魏巍，那是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的两座文学丰碑。刘白羽说，他的《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政治委员》等等，都是在战壕里采访写作的。对部队作战起到了极大鼓舞作用。过几天3月6日，就是老作家魏巍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清楚记得他在世时讲述的志愿军采访故事，他的历史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座丰碑，是毛泽东主席批示印发全军学习的，一片文学通讯成为全军学习的文本，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他的每一个场景叙述都是他在美军的炮火下采访得来的第一手材料。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为人民为祖国写作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这两座文学丰碑将永远都是新一代文学作者的榜样。这叫真正的革命战争的军事文学，这也是战争状态下一个作家写什么怎么写的光辉范例。我们今天所有的作家新闻工作者应该视为伟大楷模。相比之下，今天有些人被一部分热炒的什么“日记”，只能是粪土而已。
无疑，现在按照武汉湖北的社会管理，就应该属于战争状态下的“战时管理”。什么是战时管理？封村封路、封城封市，其严格程度，国民并不陌生，我们都看见了。不服从可以有战场法律来管。每天网络上都会有严格管理的经典案例。那么舆论呢？舆论毫无疑问也必须实行战时管理。也必须遵循战时管理的制度。而我们没有，一些极端自由主义言论照样我行我素。我想作为战场管理，如果发生在抗战年代，猜想我们的朱老总会怎么说，我想他会毫不客气的下达命令，对破坏抗战的人执行战场纪律。前方军民在流血，你在后方用笔打冷炮，破坏抗战。对人民的拼力杀敌你不写，打着舆论监督和写真相的名义，专写恐怖、写尸体、火葬场，专写泄气的乌七八糟的东西，甚至不惜用造谣的手段。对这样的人，我想八路军一定会毫不客气地用“汉奸罪”来处理的。
说是汉奸过了吗？一点不过。当下，作为敌人和对手，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敌的港独势力，从我们抗灾一开始，就活跃无比，并在海外强力资金赞助的配合下，成立了一个“文宣组”，专门制定借机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战略。就是这个“文宣组”，把大陆人分为三六九等，根据不同年龄段制定不同谣言宣传方略，毫不隐晦地说就是要“谣翻中国”，“谣翻中国”的基本手段就是制造谣言。而作为谣言提供者主要供货方，就是来自大陆的前边说到的一些人，基本路线是在大陆网络搜集谣言，然后或通过香港报刊，或直接进入网络传播。群众最近已经愤怒公开一些谣言制造者的姓名。让我们觉得被动的是，有关部门只是不断地通过官方发布“辟谣公告”，而至今还没有任何对造谣者加以惩处办法。不主动出击，不惩罚谣言制造者，就无法制止这些谣言制造者的行为。我们毫不怀疑，这就是与港独、台独等反共势力的一场配合默契的联手作战。对待这样的不写抗灾，不写英雄，拒写英模的人，我们社会大众必须充分警惕。
新闻理论上，有一个非常熟知的解读，那就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一定是新闻。所以就一定要写人咬狗。所以有一家小报记者，去某地采访，当地就把许多新发生的文明新风新事告诉他。没想到小报记者大摇其头，说我们报纸不发这些，就是找那些案件、偷盗、官民纠纷等，稀奇古怪有可读性的。这样可以增加报纸订阅，我们才有奖金。一句话，要写阴暗面。这不是乱编的故事，就是我熟知的一件真事。我们在这个战胜大灾的全民奋战中，这样的事例已经不胜枚举。
有一段非常耐人思考的话，说一个人如果你站在二层楼往下看，你看到的可能就是垃圾，因此你心里就一片反感和黑暗。但如果你站在十几层楼往下看，你会看到诸多宏观风景，看到更多的美的东西。今天我们用一种特殊眼光看，就只能看恐怖和死亡，而站在国家大局看，就会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能应对这样的巨大灾难，会看到全民抗灾的极其伟大的场面，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民族关键时刻表现得凝聚力。就会写出鼓舞人得好文章。我们有些人，不是想国家大局，不是想全民抗灾胜利对整个国家的重要意义，而是深藏斗室，自己吓得哆哆嗦嗦，凭着网络搜集的各种马路消息，散布一些乌七八糟的负面东西。实在是与国家利益背道而驰。有些人是胸怀和思路不够开阔，有些就不是这样了。专门把谣言当卖点，把散布恐怖当职业，心里毫无正面的观察。这些人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赢得某些点赞。其实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根本立场出了问题，关键是屁股坐偏了。没有坐在人民一边，坐在了敌对力量的一边。对这样的人，不是他监管舆论，而是人民必须对他的行为进行监管。监管的办法，就是不相信，不传播。加以必要的监管。
但是，我们这些年，对意识形态确实有个管理的问题。中国大地不乏信谣言、传谣言和造谣言的土壤，你写个英雄人物，不会形成热点，但你要写个耸人听闻的虚假的东西，类似人咬狗之类。那就会赢得不少粉丝。所以，不信谣、不传谣，不相信那些打着作家名人旗号忽悠大众的人的骗，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就在当下，依然还有人不断传播上边说到的那些内容，提高我们每一个人的鉴别力，任重道远。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大校。文章转载自《新军》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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