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如何借鉴“军队领导力”之法
——从朱德轶事谈领导力提升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李凯城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拓展，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高度融合，数字化和绿色低炭化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未来企业发展趋势。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经营理念和科学管理方法，对接国际高水平商业规则和标准，无疑是企业家提升自身领导力的重要途径。然而，如果我们无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国情民意等企业人文环境因素，不在激发组织活力和调动“人”的创新潜能上下功夫，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的经验模式，那就有可能出现“水土不服”，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窘境。
梳理现代企业管理10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世界500强企业的创始人、总经理、董事级别的高级管理人才，他们很多是行武出身。据统计，在二战以后，从西点军校培养出的高级管理人才就超过5000名。因此，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和韦尔奇都认为：“在培养领导者方面既不是哈佛商学院，也不是GE（GE克劳顿管理学院），而是美国军队。”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有很多知名企业的成功企业家在军队服役过，像任正非、张瑞敏、王石等。他们普遍认为，是部队塑造了商业智慧，是军营磨砺了打赢意志，是战场成就了出彩人生。在人民军队大学校、大熔炉中学习锻造，让企业家们受益匪浅，终生享用。
商场与战场。企业和军队领导者的竞争环境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做出的任何决策、面对的各种风险、形成的一切结果，都需要自己来承担。因此，借鉴军队管理之法，引入军人领导力理念，并结合企业具体实际，与现代科学管理体系深度融合，是企业家克服困难、化危为机、建立差异化思维模式、走向创业成功的致胜秘诀。
战争年代，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艰难险阻，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取得胜利，关键是这支军队具有不同于其它任何军队的优秀特质，其中蕴藏着丰厚的、值得企业家们认真学习的领导力智慧。
闻一知十，触类旁通。在长期战争实践中，以朱德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军事家，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可资学习借鉴的案例。让我们走进战火纷飞的年代，从朱德有口皆碑的故事中，感受一下学习“军队领导力”的三个关键性问题。
一、“为了谁”的问题
朱德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青年时代在云南陆军讲武堂、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军事和政治，经历了辛亥革命、护国、护法和北伐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自1928年朱德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造了“朱毛”会师的历史壮举，也开启了他辉煌人生的璀璨篇章。朱德戎马生涯近70余载，从一线带兵人成长为共和国元帅，亲身目睹了中国近代军阀的混战史。在如万花筒般变幻的政局中，各方势力拥兵割据，派系林立，官兵之间维系着金钱收买、江湖义气和人身依附关系。他们争夺地盘、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把军队打造成自家的私人武装，弄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军阀势力以个人私欲操纵战争，到头来只不过是统治阶层轮流上位的游戏，并没有解决旧中国的深层矛盾。
然而人民军队在创建之初，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如何把一支带有农民习气和旧军队作风的武装力量，改造成新型人民军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实践，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解决了“为谁打仗”的根本性问题。朱德语重心长地告诫官兵：“我们打仗究竟为谁，过去许多同志不知道，我们有的同志说国民党军队是帮蒋介石打仗，我们是帮毛主席打仗，说国民党军队帮蒋介石打仗，这是对的，可是说我们帮毛主席打仗，那就错了。同志们要知道，正相反，我们是为你们，毛主席和我都是为你们，为士兵服务，士兵又为人民打仗，为自己翻身打仗的。”
针对红军队伍的主要成分是农民，还有些出身于旧军队和小资产阶级等阶层，很多人沾染了重军事轻政治、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不良习气，朱德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强调“练兵先练心”的带兵思想，他解释道：“所以练兵必须先从政治入手，练心就是做政治工作，启发战士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不自觉到自觉。”
通过开展土地改革，让劳苦大众感受实实在在的利益获得感。运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对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理论水平相对较弱的官兵，从保卫胜利果实和保卫根据地入手，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把思想过渡到“为谁打仗”的共同使命和追求上来。从而彻底摆脱军阀统治阶级的“募兵雇佣制”，建立起一支不发饷的新型人民军队。毛主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这是红军作战勇敢，战斗力强的根本原因。”
二、“我是谁”的问题
早在“三湾改编”，人民军队就确立了“民主主义制度”。即强调“官兵平等，同为阶级兄弟；取消军官特权，官长不得打骂士兵；士兵参加经济管理，对军官有监督之权。”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新型官兵关系。毛泽东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朱德从青年时代单纯的忧国忧民意识，到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再到后来“朱毛会师”建立红军队伍。他对毛泽东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制度”理解最深刻，认识最到位，落实最彻底。他深知旧军队雇佣制的腐朽落后、存在着阶级压迫和官兵对立，不但纪律性差、战斗力弱，而且逃兵叛将多。只有彻底改变旧军队的军阀作风、土匪习气等种种弊端，才能打造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继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最高指挥员、“红军之父”，他时时处处为全军做表率，带头践行官兵平等，用行动回答好“我是谁”的问题。战争年代，采访朱德的中外记者，几乎都用“普通”、“和蔼”来形容他，甚至还有“老农”、“慈父”等字眼，但在这平凡的背后，他们又感受到了朱德刚毅、果敢、智慧和由内而外的领袖气度和格局。
1937年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根据自己在延安对朱德的访问实录所撰写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他在书中描述了对朱德的印象：“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少见老了十岁”。“既不丑陋，也不漂亮……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王少桐前往八路军总部采访了朱德，朱德的“平凡”给王少桐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文中写道：“他们是不分阶级，总司令也罢，勤务兵也罢，除了职务的区别外，平时是在一起娱乐、一块谈天，一个士兵去见总司令是很平常，没有看见太拘束的窘状，也没有看见长官无畏的威武……总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总司令今天也吃青菜；总司令服装和士兵没有分别，简直没有例外。这些虽然是小事，实际上物质享受的平等，正是转移精神莫大作用。”
埃德加·斯诺更是从“朱德精神”的角度进行了解读：“日军许会再三宣布他已被杀（像过去国民党所干的一样），但实际上他永不会被杀。人们只以为他的肉体不能被毁灭，这是错误的。不能被毁灭的，却是朱德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在未来许多世代中继续鼓励中国的自由战士们追求他们时代的最高目标”。
邓小平指出：“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战争年代，虽然说朱德的卓越领导力与其所处的职位和权力有关，但更多的还是他的“信仰、气度、品行、学养和智慧”等诸多因素汇聚而成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形成了鼓舞斗志、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巨大影响力和能量场，让人心悦诚服地敬佩、拥戴和追随，甚至心甘情愿地献出宝贵的生命。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一大批共产党人像朱德那样拥有无与伦比的卓越领导力。
因此，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在朱德等老一辈身上学习“领导力”尤其重要！如果单纯地把领导行为理解为上对下的绝对管控，或者是下对上的绝对服从，一味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甚至骄人傲人，盛气凌人，高高在上，那你的领导力一定是平庸和难以持续。尤其在当今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如果企业领导者是一个精制的利己主义者，被“我是谁”的问题所困扰，把自己放在社会劳动者的对立面，那么企业不可能成长，事业也不可能长久。
三、“依靠谁”的问题
19世纪末，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了“二八定律”。他指出：“一个组织如果能充分发挥20%的骨干成员作用，就能够带动其它80%大多数成员发挥作用，只要能控制了‘关键少数’，就能控制全局。”然而“二八定律”在实际应运过程中，由于所处社会性质不同和文化差异，在很多领域很难奏效或存在较大局限性。
纵观我党治军理念，从来不回避“关键少数”的关键作用，但同时又区别于其它任何军队管理体系。其核心思想是保持“关键少数”与“绝大多数”的相互统一和血肉联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依靠谁、为了谁”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1930年5月，毛泽东通过深入的调研和思考，提出了军队“七条管教方法”，具体解释了“关键少数”的党员干部如何对“绝大多数”的战士群众发挥领导作用。特别强调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等。从而强化主人翁精神，主动迎接挑战，自觉应对危机。要牢记人民群众是军队的依靠力量，始终扎根人民、依靠人民、发动人民，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真正“唤起工农千百万”，最终战胜国内外强敌。
朱德经常用“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者为名将”的箴言教育军队干部，强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重要性。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作为全军最高军事指挥员，他时时处处为广大指战员树立好样子。《朱德的扁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当时朱德已年逾不惑之年，仍然和战士们一起，扛着刻有“朱德记”字样的扁担，挑着满满一担稻米，背着斗笠，穿着草鞋，爬山过岭。朱德带头下山挑粮的事，在根据地被传为佳话，战士们把它编成歌谣：“军长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
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不断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键少数的党员干部身先士卒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长征时期，官兵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大家一样煮皮带、啃树皮、嚼草根；打起仗来，指挥员总是冲在最前面。缺衣少食时，冻死的是军需处长，饿死的是炊事班长。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单单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同志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斯诺还说，了解红军，“最好方法也许是用统计数字”。早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中，就得出结论。“红军军官伤亡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长征期间，红军牺牲的营以上干部约为430人左右，师职干部约有80多人，还有少数军以上干部献出了生命。“跟我来”与“向前冲”，这是两支不同军队发出的两种不同声音，也预示着成功和失败两种不同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要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真正同人民结合起来。”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带队伍、办企业指明了方向。大凡组织和企业的优秀领导者，或许性格有所区别，但共性却多有相通。“惟有平民情怀，故能赢得大众；惟有休戚与共，故能值得信赖；惟有志存高远，故能凝心聚力；惟有以身作则，故能教化部属；惟有利他而为，故能成就事业。”
向军队学领导力，需要融会贯通，学以致用，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多从研究经典战例中汲取营养。通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系统学深悟透领袖人物的战略思想、实践运用、意志品格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深刻把握战法运用的背景、环境和时机，穿越时空换位思考，今昔对比领会精髓。在遇到险局、危局、难局、僵局面前，要学习领袖人物的格局和胸襟，临危不乱，举棋若定，既要有新思维新力量新策略的破解办法，也要像朱德等老一辈军事家那样去思考、去谋划、去指挥，活学活用学到真本领，练就硬功夫，不断赋能组织和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管理科学学会领导力专业委员会主任，中闳教育联盟首席专家）
信息来源 | 中闳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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