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新发展阶段，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高度融合为主要特征的人工智能在实现我国内生性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方面逐渐显现出其重要作用。“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柱，人工智能是新兴科技重大革新的成果，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标注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为此，我国在新发展阶段需努力抢占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发展大势和国家发展全局，在科技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人工智能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和新论断。这些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在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紧密结合基础上作出的时代考察和战略考量，它科学回答了人工智能“为何要发展”“发展为了谁”“如何健康发展”等时代问题。2024年6月20日，习近平主席向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为擘画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为开辟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和实践指导。
一、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形成逻辑
逻辑代表着思维的演进与形成规律，也反映了特定思维发展的内在机理。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是时代和现实的产物，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丰厚的理论学识、深邃的科技眼光和全球的思考视野，是基于深厚的理论逻辑、清晰的历史逻辑和鲜明的现实逻辑而形成的。
1.理论逻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立足自身所处时代的历史方位和特征，形成了一脉相承的科学技术观，为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两次工业革命，见证了科技进步给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也包括科学”的重要论断：“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他指出，蒸汽、电力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强大力量。此外，马克思还将生产力的进步与生产关系的变迁联系起来，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立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背景，强调“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抓住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毛泽东认为科学技术观是抗战救国的重要理论武器，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为我国发展尖端科技打下了坚实基础。邓小平基于世界科技竞争模式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趋势，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江泽民在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科教兴国的思想并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和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现实，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居安思危，奋起直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5G技术等推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新一代智能化信息技术的革新带动了国家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融合成为改变世界的现实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智能化变革时代，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精华，继承和发展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科技创新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工智能趋向化主导的科学技术观，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提到了新的高度，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2.历史逻辑：对科技发展和智能社会演进的科学判断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已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以生产工具的升级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18世纪初期，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关键一步，形成了以蒸汽机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几十年间，西方国家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个时期，中国清政府腐败严重、闭关锁国、安于现状、不思变革，导致后期有心无力、国家衰败。19世纪下半叶，电力逐渐取代蒸汽，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将工业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期的中国虽然在经历鸦片战争后不断追逐西方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的脚步，但还是没能赶上世界工业化的第二波浪潮。20世纪中叶，电子计算机的诞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一次新的飞跃，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被称为“后工业时代”，拉开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新中国已经成立，我国开始有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信息化改造升级，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直接影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人们逐渐认识到后工业社会就是智能社会，这为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广泛渗透提供了条件。党的十八大后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继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后，进一步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根据我国持续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客观实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判断，“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对中国未来社会形态需着眼于智能革命、智能社会作出部署。同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技术革新、生产方式转变，生产力进一步跃升为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生产力迭代趋势，立足于中国实践创造性提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目标。人工智能无疑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和重要抓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牢牢牵住人工智能这个“牛鼻子”。抓住新科技带来的新机遇，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顺应时代所趋的国家战略。可见，人工智能将成为改变世界基本格局和走向的核心驱动力，人类社会开启了奔向智能社会的新征程。与前几次工业革命相比，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为中国参与未来科技革命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基于这样的历史发展脉络，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我国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融合指明了方向，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社会变迁转型和基本形态等现实问题的科学把握。
3.现实逻辑：对国内外人工智能发展局势的现实回应
从国际经济发展动力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推动力，世界主要国家在科技领域呈现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的《2020年高技术战略》、日本的“科技工业联盟”、英国的“工业2050战略”以及我国的“中国制造2025”相继推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际激烈竞争的新焦点和各方抢占的制高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理念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影响着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成为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现实逻辑。近年来，各国不断升级人工智能战略，如美国率先于2013年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计划，随后于2016年进一步加紧人工智能系统布局；欧盟于2013年开始启动“欧洲人脑计划”；韩国于2016年启动了官方版的人工智能“BRAIN”计划；英国政府发布了《人工智能：未来决策制定的机遇与影响》报告；日本于2015年制定了《日本下一代人工智能促进战略》。世界各国不断升级人工智能战略，人工智能在各个国家新阶段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作为较早发布人工智能战略的国家，中国向来重视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根据人工智能在政策、技术、应用和治理等方面的最新动向发布了《人工智能白皮书（2022年）》。立足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是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扩大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产生的强劲的新质生产力，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带来新机遇和提供关键力量。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可谓准确研判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动态，明确了我国实现新发展阶段目标和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在于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视为全球要素配置中的中国机遇和国际力量洗牌的中国机会。
二、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战略机遇观、技术赋能观、伦理规范观和民生保障观。整个论述以战略机遇观为基石，技术赋能观为核心，伦理规范观为保障，民生保障观为旨归，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思维的战略性、精神素养的先进性、思想意识的忧患性和价值取向的人民性。
1.战略机遇观
当前，世界社会科学领域大范围使用大数据、算法分析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应用方式，解决社会前沿问题的核心技术都指向了人工智能；谁占据了人工智能的研发优势，谁就能引导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战略优势。
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立足于“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大视野大格局，是对世界格局和国内形势进行全面审视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总体判断。从国际视野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视野来审视人工智能。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对新时代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新焦点进行了准确研判。当今时代，人工智能被视为科技创新的下一个“超级风口”，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明确人工智能工作在推进国家全局工作中的战略定位，是我国抓住机会实现“跟随-同行-领跑”和“由大变强”的最佳良机，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世界眼光。从国内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审时度势，以长远眼光将科技创新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开启人工智能新纪元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需要带领人民凝心聚力、谋篇布局，制定清晰的战略路径规划。自2013年以来，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我国围绕人工智能出台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产业白皮书》等一系列文件，对未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进行了长远规划基础上的细化落实，秉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事而新”的思想原则，推动人工智能在我国的发展浪潮。人工智能发展问题是涉及历史、现实、中国、世界的问题，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战略机遇观充分表明了人工智能在国际国内的重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抓住人工智能发展契机，体现了深远宏大的战略视野。
2.技术赋能观
“技术社会”是一个处处渗透着技术且以技术为问题解决工具的社会。人工智能通过数据、算法和算力赋智人类，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能力，加快了人类进入“技术社会”的脚步。人工智能标志着人类对技术的应用达到了新的高度，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技术赋能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亟待突破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以技术赋能为核心，立足新时代，强调释放人工智能在新技术、新发展方式上的“赋能”效应。人工智能发展是激发产业优化和超越的内源性发展的动力所在，要将人工智能及时应用于社会化生产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迫切需要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添薪续力”。人工智能增强了产业的创造力，“要深入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加强人工智能和产业发展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可见，人工智能应服务于现实生产生活，只有同市场需求、国家需求相适应，科技成果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的原动力。新时代新征程，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入了“加速跑”阶段，我国产业变革需要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加持。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强调：“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因此，技术赋能观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变革和人工智能在高度技术性的耦合关系上的敏锐把握，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高度，依靠人工智能打开发展新引擎来助力国家发展的洞察能力和科技素养。
3.伦理规范观
人工智能作为开放性的“通用技术”，在应用需求的推动下，与现实联系得愈发紧密。数据挖掘、图像识别、机器翻译、信息推荐、智能问答、自动搜索等智能化应用场景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新元素。然而，人工智能在给人们带来高效生产与便利生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与现有伦理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冲突。增强对智能算法技术“工具性”的规范引导是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着眼于对人工智能在技术发展和应用拓展中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为了实现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需要对人工智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关注和解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这从三个维度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的治理框架和行动指南，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工智能风险的高度重视和前瞻预判。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快提升生物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领域的治理能力”。伦理规范观成为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又一核心要义，它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安全，将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和伦理道德看作人工智能科技向善的伦理指引的保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未来的高度，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而进行的前瞻思考、前瞻研究和前瞻布局。
4.民生保障观
技术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成为人的异化力量还是保障力量，在于阶级社会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来应用它。在我国，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中体现的人工智能与民生发展的自洽性在于其能够让人民成为技术发展的价值旨归。
民生保障观是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重要旨归。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性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一般来说，人工智能对人的本质是肯定还是否定，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劳动”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存在的。在资本逻辑中，人工智能技术的目标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资本家通过数据资本和智能算法对劳动者进行精准控制，进一步产生数字鸿沟和社会财富分化，人工智能成为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与剩余价值的武器，加剧了劳动者的“异化”。而在人民逻辑中，人工智能发展所持的基本立场和产生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结合，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推动人工智能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的深度运用，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拓宽人民的实践领域，把人民从琐碎重复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有更多闲暇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结束异化劳动对人们生活的钳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进人民福祉。另外，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难点。他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促进人工智能在公共安全领域的深度应用，加强生态领域人工智能运用，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解决社会治理中的“疑难杂症”。科学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所做的准备，人工智能发展与人民的需求相适配，用人工智能发展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可见，“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生保障观成为贯穿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一条主线。
三、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实践方略
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蕴含着鲜明的现实底色和问题意识，因此需要在整体把握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形成逻辑和核心要义的基础上，对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境遇进行真切关照，在具体实践中凸显人工智能“依靠谁”“为了谁”和“如何发展”的基本方略。
1.坚持党的领导，保证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方向
人工智能发展依靠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观大势、谋大局、抓根本，形成高效的组织动员系统和统筹协调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进入新发展阶段，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在发展人工智能工作中“把好方向”“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的指引作用，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第一，党要牢牢把握对人工智能发展工作的领导权。人工智能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同时，也让人类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风险。健全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机制，对人工智能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始终坚持党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导权，才能保证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人民幸福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第二，党要牢牢把握对人工智能发展工作的主动权。当前，面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问题逐渐由“量”的局限转变为“质”的瓶颈，需要更加注重谋划策划，强化规划政策引导，将基础理论研究放在突出位置，勇于占领“无人区”，主攻关键核心技术，确保在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场景时，中国能够不失时机地在优势领域率先实现局部跃升。第三，党要牢牢把握对人工智能发展工作的指挥权。加强“政市社”协同，指挥政府、市场和社会进行跨界合作，让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发展人工智能的强大合力。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人工智能为人民服务
人工智能发展为了人民群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服务于人民能够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将改善人民的生活。坚持人民立场和人民导向有助于实现人工智能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盯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和痛点难点堵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人工智能的奋斗目标。第一，发展人工智能以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如引入人口数据地图、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生态建设等多场景应用，提高民生服务水平，建设好“健康中国”“美丽中国”“数字中国”来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推动人工智能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发展智慧养老，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弥补医药科技难以解决的社交联系、心理健康、疾病监控等问题；积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健康扶贫，巩固扶贫成果，让人民在更好的生活状态中增进幸福体验。第二，发展人工智能以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如利用智能化手段促进产业技术变革和产业模式转变，缓解不同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协助消除获取学习机会和资源的障碍，补齐教育短板，解决城乡差异问题，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第三，发展人工智能以增强人民的安全感。如将人工智能广泛用于社会治理，充分运用以“数字化治理”和“网格化治理”为特色的体制机制和工具方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人民福祉增添保障；建立智能预警系统，模拟出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各类自然灾害的发生轨迹和未来动向，最大限度减少事故的发生，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3.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管理体制机制，促进人工智能“向善”发展
人工智能需“向善”发展。作为技术性、工具性的客观存在，人工智能力量的日益增强使其进入人类生活领域的现象不胜枚举。人工智能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与影响越复杂，人类所面临的不确定风险越多。安全性、伦理性和技术性的潜在风险和伦理僭越成为我国人工智能健康发展需要审视和修正的着力点。人工智能以计算理性为逻辑，追求逻辑的严密性和效用的最大化，这与当前的工具理性泛滥具有某种程度的亲和性关系。人工智能背后的算法逻辑、市场化倾向和数据主义倾向，导致其容易被资本逻辑、平台机构和各种敌对势力操纵控制，且当前人工智能伦理规制的缺失容易引发隐私安全危机和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一些错误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在算法推荐、虚拟仿真技术等包装下，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入侵人们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性存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技术风险或异化是人为造成的。因此，为了更好地规制人工智能在现实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需要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管理体制机制。第一，要依据国家相关法律制定人工智能运用的管理制度，明确算法平台责任主体，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领域、专业和场景，确保人工智能在数据采集、数据应用、算法推荐等方面的规范性和合法性，防止人工智能失范行为。第二，完善人工智能应用的相关伦理制度。法律规范体系的构建基于现实生活，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完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从伦理规范的角度为人工智能研发工作提供科学的指导。第三，增强相关部门的监管意识，增加对人工智能研发、投入和使用等过程的有效监管，保证人工智能在有效监管下健康发展，引导政府、企业、科技人员和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自觉践行人工智能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4.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发展需要锚定前沿方向。“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具有强大发展动能，能够引领创造新的社会生产时代。”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推动科技创新深度发挥作用的新动能，显现出创新性、数字化、跨越式时代特征，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需要将“新质生产力”三大基本要素的发展要求创造性地转化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愿景和方法路径，确立人工智能发展应遵循推动“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资料智能化、劳动对象多样化”的升维取向。具体来说，一是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引导劳动者与智能机器协同劳动，提升他们的智慧劳动素养、协作劳动能力，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二是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人工智能需及时渗透于社会生产环节以推动劳动资料智能化升级，进一步优化虚拟现实设备、智能机器人、工业互联等富含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特征的劳动资料，使其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三是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新质生产力极大丰富了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存在方式，算法和数据代替了传统生产力有形可见的劳动对象。因此，人工智能系统需要通过不断处理和分析数据来提升自身的性能，使劳动对象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场域扩展，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之基。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在发展诉求、价值目标方面具有内在契合性，人工智能在适应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赋能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的同时，会不断进行自我优化、自我更新，实现自身的蓬勃发展。
结 语
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是在科学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脉搏中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继承和创新，是对科技发展和智能社会演进的准确把握和对国内外人工智能发展局势的现实回应。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主要包括战略机遇观、技术赋能观、伦理规范观和民生保障观，这些论述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深远宏大的战略思维、深邃敏锐的科技素养、深广厚重的忧患意识和深厚真挚的人民情怀。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健全相关管理体制机制、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等来推动我国新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这是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实践方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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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晋鸿：《牢牢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工业革命的重要论述》，《红旗文稿》2018年第20期。
[4]王丹、刘祖云：《乡村“技术赋能”：内涵、动力及其边界》，《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5]王水兴：《人工智能与马克思人的本质的“新确证”》，《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信息来源 |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闳采编 | 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