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之岁的8月14日，北京城沦陷，八国联军铁蹄践踏千年古都，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
历史上的今天令苍生蒙难，照鉴国人勿忘国耻！
今年“两会”期间，王毅外长答记者问：今天中国已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今天世界也不是100年前的世界，如果想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敲诈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成果，必将是白日做梦，自取其辱。王毅的回答掷地有声，承载着中国自信和力量。
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记忆的伤痛无法抹去。100年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几乎不需要什么理由。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拳乱笔记》中写道：“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瓜分中国’一事，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国弱就得受欺，人怂就得挨揍，这就是西方的强盗逻辑。
顺着失败屈辱的历史，感受100年前庚子国难那不堪回首的往事，让人在时代更迭的思考中，体会离我们并不太遥远的祖父辈们，他们生活在那个国运衰微的年代有多么悲凉。
一、慈禧“废帝立储”和列强开战，国土再起祸端。上世纪庚子年初，戊戌变法已过去1年多时间，6君子被杀，光绪帝被幽禁中南海瀛台，但这些也难解慈禧太后心头之恨。此时，慈禧正筹划着废黜光绪帝，让端郡王载漪之子14岁的“大阿哥”溥儁继承大统。但她的想法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干预和朝中重臣的反对，还敦促其还政于光绪，迫使慈禧不得不按下“废帝立储”的暂停键。为了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利令智昏的慈禧听信载漪、徐桐等顽固派的怂恿，认为借用义和团力量向洋人开战是个有利时机。打得赢，洋人和义和团双方受损，坐收渔利；打不赢，就让义和团做“背锅侠”，正好借洋人之手剿灭义和团，以解多年心腹大患。仓促间向英、美、法、德、俄、日、意、西、比、荷、奥等十一国宣战（史称八国联军）。慈禧的“如意算盘”，使治下40余年列强环伺、内忧外患、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中国再次进入至暗时刻。
二、没有“督抚大佬”响应，如何抵御强敌。慈禧和西方列强开战，未能得到东南各省督抚们的响应。英国为了在华利益，委托清邮政大臣盛宣怀从中斡旋，希望东南各省保持中立，与列强之间互不发生冲突和战事，史称“东南互保”。盛宣怀这位李鸿章的得意门生，曾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掌控着大清的金融、电报、矿山、海关、铁路等产业，是清廷财政的主要贡献者。这位“盛大人”有多牛？当年李、左官场内斗，盛宣怀追随李鸿章，扳倒了左宗棠背后的金主胡雪岩，让盛极一时的红顶商人瞬间破产，在穷困潦倒中郁郁而终。此时，由盛宣怀亲自出面运作，又有两广总督李鸿章支持，东南和其它各省纷纷响应。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率先赞同，与列强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随后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领总督衔）等封疆大吏也积极跟进。以致后来北方战事吃紧，慈禧下诏各地勤王，只有甘军董福祥部赴京救驾，其它各省都是隔岸观火，不为所动。李鸿章称朝廷诏令并非皇帝本意，是“矫诏”和“乱命”。就连慈禧的宠臣荣禄也附和李鸿章：“不必重视北京的谕旨。”湖广总督张之洞甚至建议，万一局势恶化，可由李鸿章出任大总统，为天下盟主，以保国家不亡。北京沦陷时，“两宫西狩”，慈禧和光绪仓惶出逃，各省督抚仍无动于衷，未派一兵一卒。面对这种境遇，慈禧也只能忍气吞声，任凭这些已经做大、难以撼动的督抚们拥兵自重，雄踞一方。事后，慈禧不但没有怪罪这些督抚大佬，还违心地对他们安抚褒奖一番，称他们“保一方平安，固大清根本。”清朝末年，中国已经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慈禧集团渐失对政权的绝对控制。全国上下没有统一的意志，没有众志成城、团结抗敌的力量，怎能赢得胜利。
三、清军战力不济，“器不如人”不完全是理由。八国联军侵华，总兵力不到3万人，而清军有10多万人，再加上义和团等民间团练组织，兵力优势明显，又在本土作战占尽地利，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从6月21日宣战到攻陷北京仅用了50余天。有人说“器不如人”，其实这不完全是事实。庚子年间，清军武器装备已经得到了较大提升，参战的武卫前军聂士成部配备有毛瑟快枪、美制马克沁重机枪、格鲁森快炮等先进武器；实力最弱的武卫后军董福祥部也配备有后膛枪，披肩子弹。大沽炮台更是德国人帮忙修建，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之一。据记载：在八国联军缴获的清军装备中，不但有单发步枪、毛瑟步枪、连发骑枪，还有克虏伯大炮、诺登飞多管排列机关炮和马克辛机枪等重武器。当时的联军统帅西摩尔面对缴获的清军武器感慨到：“战斗伊始就意外缴获这么多先进武器，为联军16000余名军人全副武装还富余，只可惜我们士兵仅有两只手。”……武器装备向来只是战争的重要因素，而非决定因素。清朝末年，虽然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已意识到武器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引进了大量西方枪炮舰船等先进装备，还兴洋务、办工厂、造武器。但屡屡受到“顽固派”等封建统治势力的掣肘，处处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倾轧，根本形不成完备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军事工业体系。即便能在个别对外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也不可能最终摆脱被动挨打的悲惨命运。
四、清军一触即溃，暴露保存实力的积习沉疴。上世纪庚子元年，军阀割据已初见雏形。随着八旗和绿营兵走向衰落，由曾国藩的湘军到后来派生的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等，在剿灭太平天国和捻军过程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逐渐成为清廷赖以依靠的主要国防力量。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同乡亲戚关系盘根错节，同僚师生情谊相互交织，大家生死与共、福祸同当，官兵“只知有大帅，不知有朝廷”，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人身依附关系，军队俨然成为各个统帅的私人武装。袁世凯这位靠淮军起家，师承李鸿章真传脉诀，他执掌的小站新军，引进了清一色的德式武器装备，请德国教官讲习战术和操练士卒。为了在精神上控制军队，他在军营里设立自己的“长生禄位”，兵卒每天早操都要高声膜拜：“吃袁宫保的饭，为袁宫保出力（宫保：太子太保之义）”全力打造自己的私家军。这支军队到民国时期，演变成北洋军阀，成就了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高居总统和总理的一干匆匆政客。在庚子元年那个乱世纷争的年代，实力就是底气，拳头就是道理，军事大权丧失就难以立世。第二次鸦片战争，僧格林沁率领的三万蒙古骑兵，在抗击英法联军的过程中战败覆灭，清廷剥夺其郡王爵封号，并斥令其带领残兵败将进攻捻军。结果这位曾在剿灭太平军中立过大功；在大沽口抗击过外敌入侵的蒙古悍将，最终落了个被捻军童兵斩杀的命运。有僧格林沁的前车之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不会不明白保存实力的重要性。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心腹爱将叶志超，在战场态势绝对占优的情况下，带领清兵奔逃后撤500公里，人称“逃跑将军”。叶志超曾经是清廷赐予额图浑巴图鲁的剿捻名将，打仗以不怕死著称。但到清末年间，他深知李鸿章“保存实力”的苦心，战场上决不与敌军近战肉搏，不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之事，只要敌军冲到阵前就率部逃之夭夭。“保存实力”的信条豢养了一批在战场上畏战怕死的军人，这也就不难理解庚子元年清军在兵力绝对占优、武器不弱的情况下，一击即溃的真正原因。
五、大清官吏被杀遭侮，突显庚子国耻不堪境地。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恶行罄竹难书，不但百姓惨遭涂炭，往日里趾高气昂的王公大臣也难逃厄运。如：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在城破前一天逃至保定，留京的家属尽为联军所拘驱至天坛欺侮，其妻瓜尔佳氏不堪负重率全家自毙，崇绮听闻噩耗后也服毒自杀；大学士徐桐，这位顽固守旧、嫉恶西学、不信有“牙”（西班牙、葡萄牙）的清流派大儒自缢而死，其子二品大员刑部左侍郎徐承煜被斩菜市口，家族妻妾等10余名女眷遭凌辱后被杀害；怡亲王溥静，电视剧《雍正王朝》十三爷胤祥的世孙，这位“铁帽子”王爷难以忍受鞭挞之刑而自尽。溥静死后，清王朝战败与八国联军议和，迫于压力，竟以“纵庇拳匪启衅（纵容包庇义和团挑衅西方列强）”的罪名加以追究，将其革官去爵；肃亲王善耆被罚拉车挑粪，别人干脏活愁眉不展，善耆却边干活边奉承，满脸堆笑连呼联军士兵“老爷”，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据史料记载；北京沦陷期间，遇害的大臣及其家属近一千八百人……。庚子国难，清大臣中不论主和派、还是主战派，最终都不能幸免。开战之初，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5名一、二品大员，因反对与列强开战，与慈禧意见不合，竟被斥为“任意妄奏”遭杀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慈禧在西逃路上，为向洋人求和，以光绪名义颁《罪己诏》，发布剿灭义和团上谕，电令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议和的代价是惨重的，西方列强不但提出了赔款要求，还开列了一份惩办战争祸首的名单，开始名单中还包括慈禧，后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但其他王公大臣却难以幸免，清廷为平息联军的怒火，一口气赐死斩杀了包括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赵舒翘、启秀等在内的100余名“主战派”官员。“大阿哥”溥儁的父亲载漪、叔父载澜也被夺爵，定为斩监候，发配新疆永远监禁。再加上在战火中殉难的聂士成、李秉衡、裕禄、寿山等督抚官员，清廷官员折损大半。王公大臣尚且如此，百姓的苦难就更加深重。现代人说起庚子国难，大都把焦点放在北京，其实当时战火波及全国很多地方。沙俄就乘乱侵占我国东北地区，蓄意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兰泡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庚子之岁时隔一年，李鸿章在《新丑条约》上签字，他老泪纵横，愧疚难当，谈判现场胃血管破裂大口吐血，两个月之后含恨薨逝。
六、义和团注定悲剧收场，历史贡献难以抹煞。说起义和团，要从外国传教士说起。清末年间，光绪迫于内外压力，授予天主教传教士品秩以示优荣，即传教士在教会的职位，比照清朝“督、抚、司、道、府、厅、州、县”的品级和待遇。例如总教主相当于总督，主教相当于巡抚等。这些洋人大鼻子不但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而且还拥有征租、征税和贩卖执照的特权。他们侵占土地房产矿山，甚至越俎代庖干涉地方政务。到庚子元年，外国传教士的渗透活动日益猖獗，已演变成事实上的文化侵略，他们在中国大肆发展教民。但基层民众长期受孔孟儒家文化浸染，对西方“异端邪说”产生天然的排斥和抵制，根本不屑与外国传教士为伍。加入教会大都是混迹社会的地痞流氓，这些人一旦成为教民，不但可以免交或少交苛捐杂税，即使做了违法之事也因有教会的庇护，减轻或免予处罚。他们有势无恐，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由此带来的是社会动荡，民教对立，教案频发。据记载，从1842年至1900年，全国共发生教案1998起。起初教案大都是针对某教堂的局部个案，但随着庚子年到来，逐渐汇聚成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以“抚清灭洋”的名义在山东和京津冀一带活动，清廷在很长时间抱观望态度，或“剿”或“抚”，都由地方督抚自行决定。当时民间有“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之说，慈禧一方面想利用义和团遏制洋人和买办的气焰，重振国威，另一方面又怕义和团做大，动摇国本。在这种矛盾心理的驱使下，贸然利用义和团仓促上阵抵抗八国联军，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当今对义和团的评价众说纷纭，他们杀毛子、烧教堂、破坏铁路、工厂、矿山等排外行为，以及从事一些封建迷信活动常常遭人诟病，但这从根本上抹煞不了义和团的历史贡献。正如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拳乱笔记》中写道：“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无德行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之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毋庸置疑，义和团运动动摇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唤醒了沉睡麻木的广大民众，拉开了仁人志士反帝反封建和救亡图存的序幕，此后经过近50年的不懈奋斗，一个崭新的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2020年，又一个庚子年，终究没有摆脱多灾多难的魔咒，国家正在经受疫情、洪灾、香港揽炒、台独挑衅、美国等反华势力围堵等天灾人祸。说到人祸，笔者又想起1900年庚子国难，八国联军中有一支纯中国人组织的部队“华勇营”（隶属英军），再加上由地痞流氓构成的无良教民，他们为八国联军打头阵、当先锋、架云梯、找攻城通道，这些汉奸走狗祸害百姓、哄抢财物比鬼子更阴损，让人唏嘘人性的丑陋。当今的中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正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步入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虽风险挑战依在，但中国崛起势不可挡。前路漫漫，多难兴邦，来日可期。
（作者崔强：原总参61467部队政治委员，大校军衔，现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红色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经作者授权在中闳教育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信息来源：中闳教育
中闳采编：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