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引出这个话题
中国社会经济要想持续发展，必须向管理求“红利”。为此，中国管理学研究需要拓宽视野，创新理论和模式，走自己的路，而不能一味地依赖“舶来品”。如习近平同志不久前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所说，“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创造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和模式谈何容易。有研究比较管理学的学者提出，目前国内的“中国式管理”研究有四个维度，即“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维度“基于现实实践”的维度“基于文本文献”的维度和“基于哲学思辨”的维度。不过，研究者似乎对这些研究的成果评价不高。认为：“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将西方管理学已存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现实之中，以验证该理论是否仍具可行性”，严格地说只能算“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搞不好会“跟着西方学者后面做拾人牙慧的事情”;“基于现实实践”的研究方向正确，可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繁多杂乱，“同国际学界脱节”，许多成果停留在“理论层面”“概念模型”“陷入了一种‘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尴尬处境”;“基于文本文献”的研究“希望从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出更为全面的‘中国式管理’思想”，但“总体回顾、深刻反思管理思想演变的工作显得尤为薄弱，大都停留在简单介绍管理学家的生平著作和理论观点的层次”，很难通过“文本挖掘”、形成“得到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基于哲学思辨”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形成了众多“中国式管理”学派，共同点是摒弃了为西方管理科学体系“做注脚”以及对古典文献进行“考古式”研究，“然而，这些理论体系虽然庞大恢宏，但由于极度缺乏现实实践的充分支撑、检验，使得此类研究方法越来越倾向于形上的哲学思辨建构，并逐渐成为研究者头脑中的‘思维游戏’”。
管理创新需要有所凭依，而已有的研究维度及研究成果却不足以支撑。中国管理学未来发展的思路何在？希望何在？
其实，有一个可供借鉴的重要管理思想资源被有意无意地疏漏了，那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堪称人类管理史上的奇迹。共产党由九十多年前几十名成员、若干小组，发展到今天有八千万党员、成功执政六十多年的世界第一大政党；解放军由初上井冈山时不足千人，被地方军阀甚至民团包围、欺负，仅用二十二年就发展成统一了中国，并令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都甘拜下风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其成功绝非偶然。巨大的成功背后必定有丰富的理论宝藏，值得管理学界高度重视和深入挖掘。
近些年，人们非常重视向优秀企业家学管理，有关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飞、马云等人的研究论著常成为管理类的畅销书。其实，再优秀的企业家无非是成功创办或领导了一个企业，开拓出一片市场，想当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可是缔造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这其中的艰辛、蕴含的奥妙，远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的。难怪不少偶像级的中国企业家自诩“毛泽东谜”，许多人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称自己从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著述中汲取了大量管理营养和智慧。
谈到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人们一般不否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建党、建军、建国方面的成功。但似乎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成功便嘎然而止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管理除“鞍钢宪法”偶尔被提及外，好象其他方面乏善可陈。而本是完整管理思想体系的“鞍钢宪法”，常被人提到的只有“两参一改三结合”。即便是对“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些学者也不以为然，声称从当时国外管理中不难找到类似的东西。
这绝对是管理学研究的盲点和误区。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一直在发展，而且毛泽东通过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有意识地将战争年代创造的管理经验，向各条战线、各类组织推广，先后培养出大庆、大寨等一大批先进典型，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因缺乏经验也犯过错误，包括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笔者前不久到河南林州参观“红旗渠”，便深切感受到和平时期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出的管理奇迹。林州自古干旱缺水，明朝以来五百年间大旱一百多次，其中有三十年是颗粒无收，县史上人吃人的记载达五次之多。面对干旱恶魔，千百年来老百姓只能讨荒要饭、背井离乡，是共产党将人民组织起来，于1960年代初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引漳入林”，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硬是从太行山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几十公里长的“人造天河”，彻底改变了林州人的生存条件。几十年来先后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的领导人参观过红旗渠，无不对这一宏伟工程及其背后的管理所叹服，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正因为有了当年的“千军万马战太行”，才有改革开放后的千军万马“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林州大地彻底实现了“旧貌换新颜”。
谈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一些学者可能不以为然，觉得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管理学研究应以经济管理为重点，主要为企业家服务，与政党、军队的管理关系不大。对此质疑，彼得·德鲁克的看法是：“不同组织中的管理也互有差异”“但是最大的差异在于各组织所使用的名词。也就是说，差异主要是在应用上而不是在原则上，即便在任务和挑战上也没有显著的差异。”“各种组织里，九成左右的问题是共通的，不同的只有一成。这一成的问题中，企业和非企业之间的差异，与不同企业（譬如跨国银行与玩具制造商）之间的差异相差无几。”
谈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是无法回避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有学者干脆称之为“红色管理”，以区别于来自西方的“蓝色管理”和中国古代的“黄色管理”。管理能规避意识形态的影响吗？管理学能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纯科学吗？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认为不能。因为管理主要是管人，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与其刻意回避，不如坦率承认，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管理实践及理论研究，非但不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局限，反倒是其优长。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科建设，竟然遭到质疑，岂非怪事？
二、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有哪些特点
系统完整。西方管理学大师很多。不少人通过提出一种理念，研发一套工具，甚至靠写一本管理畅销书，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即成为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在管理思想史上留下一笔。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不过，作为一名实际领导者，要想获得成功，就不能只靠一种理论、一套工具或一本书，而必须综合各种办法，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处理好。所以，从逻辑上讲，来自成功实践的管理体系一定是系统的、完整的。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从治党、治军、治国的成功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想必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正确的方针原则，又有具体的方法工具，是层层递进，相互衔接的一整套东西，可以为实际管理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指导。
根基深厚。西方管理理论大都为管理学家个人的研究成果。各位大师的学术背景与阅历不同，关注管理领域不同，研究问题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角度也不一样。虽然许多人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注意了对实际经验的吸纳概括，但从总体上说，这些工作显得零碎，不自觉也不深入，进而影响到其立论的根基。相比之下，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有两个深厚的基础。一是理论基础，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适价值，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这棵大树根植于无比深厚的理论“土壤”中。二是实践基础，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是广大共产党人管理经验的概括总结，凝聚了几代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党的事业在延续，管理实践在发展，有如永不干涸的清泉，不断滋养着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这棵大树，使之生意昂然、青春长驻。
兼容开放。如同任何一个管理体系一样，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有独特优长，如对人的管理，特别是思想文化管理；亦有自身局限，如管理的科学化方面，就明显不如西方。好在这两种管理虽有矛盾的一面，却可以互补。实际上，注意对先进管理思想的研究借鉴，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所取舍，大胆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的东西，本身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历史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领导红军时，就从当时的苏联红军借鉴了不少。建国后毛泽东大力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更是明确提出，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三十多年来，党政机关、军队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管理方面的大量新经验，理论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管理学研究的大量新成果，均与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管理思想分不开。
以人为本。近几年，“以人为本”的观念，比较时尚。各行各业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究竟什么是以人为本，管理工作如何贯彻以人为本，却值得研究。实际上，西方管理一直是以事、以物为本的。这从其管理学教科书的编写不难看出。前些年，印度学者戈沙尔写了本《以人为本的管理》，一举成名，成为享誉世界的管理大师。可翻翻戈沙尔的名著，再看看毛泽东的管理，不难发现，尽管戈沙尔的东西得到西方管理学普遍认可，但与毛泽东相比，还差得远。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毛泽东明确提出人的因素第一，他的管理始终着眼于人、围绕着人，强调只有管好了人，才能管物、理财、办事。而且毛泽东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人民群众。所谓以人为本，就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现实的人是复杂的、可塑的。作为管理者，既要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又要教育人，影响人、改造人。以上这些重要思想，西方管理学中根本找不到。
三、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体系是如何架构的
讲共产党、解放军管理的内容，首先需要剖析一个概念，即领导力。
这几年社会上有关领导力方面的培训很多、很热。有各种讲法，通常是介绍若干领导原则。领导原则固然重要，可并不等于领导力。法约尔就说过，原则是灵活的，在管理中没有什么死板的、绝对的东西，而全部是尺度问题。原则的应用“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艺术，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由经验和机智合成的掌握尺度的能力是管理者的主要才能之一”。
可见，领导力实质上是管理者运用领导原则解决实际问题时把握度的能力。将领导原则理解了、记住了还不够，必须学会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实际问题。会用了，用好了，那才叫领导力。可怎么实现呢？这就需要对领导力做纵向剖析，看实际的领导力究竟由哪些成分构成。
领导力由哪些成分构成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五个层面的东西。
第一层面的东西叫默会知识。又叫缄默知识或隐性知识，指未能被人的意识清醒把握，也无法用语言或其他图式加以表述，尚处于缄默状态的知识。例如，部队有一些班长很出色，能够将一个班的战士带得如生龙活虎。可如果记者去采访他，说“小伙子，你谈谈，为什么班长当得这么好？”他可能支支吾吾地，讲不出个所以然。记者追问，“你别谦虚，有什么就说什么。”可他就是谈不出东西来。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其实很简单，当年带过他的老班长非常优秀，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轮到他当班长了，遇到同样问题时，他凭着下意识就能处理好。老班长对他的影响，所形成的就是默会知识。
默会知识是所有知识的基础。为什么哈佛商学院规定，报考MBA必须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为什么德鲁克桃李满天下，却从不教没有任何管理实践的本科生；为什么毛泽东强调，一点实际经验都没有，理论怎能听得懂，都是因为未经实践锻炼，没有默会知识积累，就很难真正理解管理经验和理论，更不要说做好实际领导工作了。
默会知识很重要，可有其局限性。因为默会知识存在于在人的潜意识中，无法有效地积累和传授。所以，有必要将默会知识显性化，即通过反思、总结，将规律性现象找出来。进而意识到，原来这么去管，效果便好，那样做就不行。由此产生的就是管理经验。
管理经验是领导力的第二个层面。作为人类最复杂的实践活动之一，管理是最需要实际经验的领域。身为一名领导者，有无实际经验，经验丰富与否，情况完全不同。有实际经验，等于初步掌握了工作规律，做起事来便心中有底、轻车熟路。而一些缺乏实际经验的MBA，尽管满腹经纶，却在实践中每每碰壁，也是因为他们只是理解了领导原则，学会了套用理论、公式、模型，却常常搞不清楚要害问题是什么，原因出在哪儿。
管理经验很重要，可也有局限。通常情况下，经验只回答“是什么”，并不揭示“为什么”——规律性现象由以产生的原因。所以，如果领导者停留在经验阶段，很容易犯经验主义错误。即当情况发生变化时，继续按老经验办事。怎样才能避免此类错误？很简单，学习管理理论。所谓管理理论，就是通过对一定条件下反复出现的现象做深入研究，找出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因果关系，并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加以表述，提炼出规律、定理，进而构成知识体系。显然，管理理论构成领导力的第三个层面。
管理理论非常重要。有了理论指导，就能正确地认识经验，更好地运用经验。可管理理论本身亦有局限。什么局限呢？就是容易出现对理论的迷信，以致把理论当教条，盲目地照搬照套，犯教条主义错误。怎么才能既重视理论，不犯经验主义错误；又不把理论到处乱搬，犯教条主义错误？这就需要学哲学。
哲学解决什么问题？主要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实践、经验和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管理者只有学好了哲学，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提升领导能力。可见，管理哲学是领导力的第四个层面。
认识到管理哲学的重要，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成功的领导者，特别是一些伟人如毛泽东、陈云等，会反复劝导人们学哲学。为什么有人说：“倘若哲学家不能成为管理者，那么管理者必须成为哲学家。”实际上，国内外优秀企业家如稻盛和夫、张瑞敏等，大都有很好的哲学素养。他们的事业能发展到相当规模，绝对不是靠什么管理“绝窍”，而是因为形成了系统的、独创的、充满哲学智慧的管理思想。
当领导者积累一定的默会知识，总结出管理经验，又学习了管理理论，并且能够从哲学高度去思考问题，把四个层面的东西都掌握了，并且在实践中综合地、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取得了上佳的、甚至令人拍案叫绝的效果，那周围的人就会夸赞，说他掌握了领导艺术。可见，领导艺术实际上是管理哲学、管理理论、管理经验、管理默会知识这四种素质在实际工作中的综合性、创造性运用，也是领导力的第五个层面——最高层面。
讲清楚什么是领导力，如何提升领导力问题自然有了答案。首先是多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将默会知识显性化，管理经验理论化，理论思考哲学化，然后综合运用，大胆创新，最终达到领导艺术这一最高境界。
不惜笔墨剖析领导力，笔者目的旨在建构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的内容体系。作为直接来自实践的管理体系，构成上述领导力的五个层面，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自然都应具备。默会知识无法表述，自然也无法标识。领导力的其他四个层面，从方法经验，到管理理论，再到管理哲学，一直到领导艺术，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应有俱有，并且层层递进，相互衔接，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如图1）
